第77章 功成不处

这一章讲天道的法则是损有余而补不足，这和人类社会的情形恰好相反。圣人成功后不居其功，正是效法天道的法则，用自己的有余补天下的不足。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在句中，“损”与“抑”指的是节制的意思。“不足”与“下”可以理解为“因弱小而一无所有”。事实上，这里的抑、举、损、补，它们作为动词，都指的是为整体的和谐而作的一种协调工作。另外，这里的高、下、有余、不足都是一种不和谐的状态。在这几句中，老予以天之道与人之遭作比较，突出天之道的博大和人之道的渺小，从而得出人之道要效仿天之道的结论。在阐述天之道的时候，老子把天之道比喻成张开的弓箭，人们张开弓箭目的是为了射捕猎物，所以箭头的方向要随着猎物的移动而改变，高了压低它，低了抬高它；有余的就减少，不足的加以补足。因此，天之道就是减少有余而补充不足的。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阐述完天之道以后，老子又很自然地引出了人之道。什么是人之道呢？就是人类统治者所奉行的社会法则。人之道与天之道截然相反，人之道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在老子看来，人之道是造成天下贫富不均和权利不平等的根源。而天之道则是为了追求平等，所以它能长久，能够使人心安宁，防止动乱的发生。

“孰能有余以奉天下？唯有道者。”“有道者”即得道者，指的是认识世界道德本质，自觉充当道德主体并能遵循道德行事的人。在这一句中，老子自问自答，进一步说明了有道之人的行为特征：有道之人会把自己多余的衣物、粮食和财物拿出来奉献给贫穷的人，以达到社会均等的目标，从而实现社会的安定。

“是以圣人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处，其不欲见贤。”“为”指的是圣人统治人类社会的话动，这种活动与道统治世界的活动相一致，目的也是为了协调人与人的活动并使之保持和谐统一，所以它是超越个人意志的活动。“不欲见贤”意为不追求、不贪图他人更为优越的生活条件或生活待遇。换句话说，也就是与人民同甘共苦。在本章的末尾，老子以圣人的所作所为得出了一个结论：圣人有所作为而不自恃功高，会把自己多余的部分分给不足的人，绝不炫耀，绝不居功自傲，而是始终保持谦和、恭敬、卑下的德行。

张弓上筋，弛弓上角，故以况天之抑高举下。天无私故均，人多私故不均。有道者，赡足万物而不辞。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予人己愈多，非有道者无以堪此。为而恃，成而处，则贤见于世。贤见于世，则是以有余自奉也。

上了弦的弓送给别人时要把弓弦朝上，没有上弦的弓送给别人时要把木质部分的弓角朝上，老子以此来比喻天压制高的事物，提举低的事物。天没有私欲所以能够对万物一视同仁，人的私欲多，所以有所偏向。有道的人，养育万物不辞辛劳。为别人做得越多，自己拥有的就越多；给予别人的越多，自己得到的就越多，没有道的人没法做到。有了作为就以此自傲，有了成果就想利用它带来的好处，贤能就展示在世人面前了。贤能展现出来了，就是以自己的丰足、专长来侍奉自己。

“天之道”即自然规律，茫茫宇宙之中万事万物都保持着有序的平衡，多了的会自然损减，少了的会自然补全。然而，人类社会却不是这样的，那些掌权的统治者本来就占有了大量资源，却依然不满足，还想尽各种方式来压榨人民、盘剥人民;而那些居于社会底层的劳动者，不仅仅要承担沉重的社会生产任务，还要被统治者征税、服劳役，常常不堪重负，以至于“不畏死亡”。

“人法地，地法天”，不与天道相合的社会制度是不会稳定的，不依从于天道调整自己行为的统治者也是不会长久的。故而，老子主张“人之道”要效法“天之道”，统治者要像那些有道的圣人一样，有所作为而不占有，有所成就而不居功，自己在生活上保持谦虚节俭而厚待百姓。

当今社会，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国外，资源、财富迅速地向少数人手中聚集都足以引起所有学者、统治者的关注。几十年前，马克思就在《资本论》中说:“事实上，原始的积累方法绝不是田园诗式的东西。”抨击了资本的聚集，资源占有者对劳动者的掠夺。最近，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克迪，在其新著《21世纪资本论》中更是提到:“近几十年来，世界的贫富差距正在严重恶化，而且据预测将会继续恶化下去。”

《论语》中说道:“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公。”正是因为不公平现象的广泛存在让社会变得充满敌视和仇恨，充满各种奸邪和罪恶。如何才能效法“天之道”，做到“损有余而补不足”，是所有统治者应该仔细思考的问题。

汉初采取的宽松治理政策，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国家的不断富足，但同时也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因素。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个不同于普通民众的阶层,史书上将其称之为“豪强”。各地的豪强们通过各种手段占据了大量的生产资料，同时也具有极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可以“交通王侯”，甚至“封君皆低首仰给”，《史记·平准书》在谈到“豪强地主”时指出“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他们“役财”而成“豪党”，经济上进行兼并，政治上“武断于乡曲”，成为地方土霸王。董仲舒则愤慨地揭露豪强兼并的严酷现实:“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又颛山泽之利，管山林之饶，荒淫越制，逾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赭衣半道，断狱岁以千万数。”

汉武帝之时这些豪强势力更大，遇上天灾百姓经常有食无粮、居无房的情况，而那些巨富豪强们则“馆舍林立，前堂罗钟鼓，立曲旅，后房妇女以百数。诸侯奉金玉狗马玩好，不可胜数”。而且这些有了钱财势力的豪强们经常行不法之事，聚集亡命犯罪之徒，横行乡里，连政府官吏都不敢与之争锋。比如，著名的洛阳豪强郭解，杀的人很多，还藏匿亡命徒去犯法抢劫，还私铸钱币、盗挖坟墓，洛阳城中有了纠纷人们都不找官府，而找郭解进行调节。

豪强虽然也有豪放侠义之辈，但他们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损害了国家利益。于是汉武帝决定对这些豪强进行打击抑制。朝廷下令将势力极大的一些豪强家族迁往茂陵居住，以便朝廷监管;朝廷设置十三州刺史以监察地方，并将豪强大族“田宅逾制”作为重要的监察内容;同时汉武帝启用了大批法家酷吏。著名的酷吏如周阳由、赵禹、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咸宣、田光明等，他们所到之处，必夷其豪，族灭豪猾之属，连坐奸豪之家，一时间很多曾经受豪强横行危害的郡县“道不拾遗、无犬吠之盗”。著名的豪强郭解，也被抓捕处死。

对豪强的抑制，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缓解了百姓的苦难和对政权的不满，使得汉武帝能够集中力量对抗北方的匈奴，能够有足够的精力、财力去四方开疆拓土，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君主之一。

纵观历史，所有的王朝灭亡原因大部分都在于富者对财富的垄断和兼并，导致底层人民不满，而引起的农民起义，汉武帝的政策无疑极大地推迟了这种状况在西汉的到来。如今，人们常说要建设一个橄榄型的社会，就是使财富分配更加平均、更加合理，这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此时，老子“损有余，补不足”的观点和汉武帝抑制豪强的举措仍然十分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