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圣无常心

这一章讲了圣人“德善”、“德信”的境界。圣人以太道为根本，不因为环境和人情的改变而改变，所以对善和不善，信与不信的人都以一样的善良之心和诚信之心相待。一般人着力分辨善于不善、信与不信这些观念。圣人则打破这些分别，让人回归到淳朴的大道之中，即“为天下浑其心”。

“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这里所说的“常心”是恒心的意思。什么是恒心？就是个人所拥有的一种持久不懈的生命意志力的具体表现。恒心是一种因为知识而引发出来的磅礴欲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进取心和上进心，这种心理随着时代发展而不断渗透到人生的各个阶段和各个领域之中。

由上可知，“常心”需要毅力来支撑，在毅力支撑下，常心会逐渐变为勃勃雄心。因此，常心便成了为人们追求知识和满足欲望提供无穷动力的源泉。人类在常心的刺激之下，或长久不懈的追求知识，探索天地；或无止境地聚敛财寓，奔走四方；或极其放肆地追逐权力，残杀无辜。一出现这样的局面，就会把越来越多的人卷入到欲望的滚滚洪流之中。人类在常心的驱使下，心灵和身体逐渐走向对立。在老子看来，古代的圣人们是没有常心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雄心壮志，而是以百姓的心作为自己的常心。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对于善良的人就善待，对于不善良的人也同样善待，这样圣人就得到了善良。对于守信的人就信任，对于不守信的人也同样信任，这样圣人使得到了信誉。圣人作为国家的领导者，如果能够使自己的常心合乎百姓的感情和心理，那么这就是难能可贵的行为；同时，他们如果能够抵制百姓心中的一些不正常感情和心理，那么这就是高人一等的做法。在现实社会中，普遍流行的准则或时尚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价值判断，这就要求圣人不能追随大众舆论而随波逐流，他应该对所有的事物都有自己的看法和立场。这就是圣人能够获得真正的“善”和“信”的原因。

“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歙’’是合、收敛的意思；“歙歙”即统治者收敛自己的意志。“浑其心”即使人的心思归于浑朴。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道的圣人在其位，收敛自己的欲望，使天下人的心思归于浑朴。

“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由这句话可以知道，如果百姓的心灵受到了净化而且达到了浑一的境界，那么他们也就没有任何理想和追求了，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自己的耳朵和眼睛留心圣人的举动了。然而，圣人自然是没有任何举动的，因为他们已经回归到婴儿般的自然纯朴状态之中了。

各因其用，则善不失也。皆使和而无欲，如婴儿也。夫“天地设位，圣人成能，人谋鬼谋，百姓与能”者，能者与之，资者取之；能大则大，资贵则贵。

物有其宗，事有其主。如此，则可冕旒充目而不惧于欺，黈纩塞耳而无戚于慢，又何为劳一身之聪明，以察百姓之情哉！夫以明察物，物亦竞以其明应之；以不信察物，物亦竞以其不信应之。夫天下之心不必同，其所应不敢异，则莫肯用其情矣。

善的和不善的都有各自的功用，所以对待万物都要保持善的态度。使万物和谐，没有欲望，像婴儿一样。《易经》说：“圣人处于天地设立的正位，万物都各自发挥各自的作用，人们聚集在一起商议，又借助卜筮来考察吉凶。”贤能的人提供，有天资、生于高贵地位的人索取；贤能的人能力大就大，天资高贵的就高贵。

事物都有它们的根本和渊源。如此的话，戴着眼前垂帘的皇冠而不怕被欺骗，戴着耳边垂玉的帽子而不怕被蒙蔽，又何必耗费自身的才智来考察百姓的真实情况呢！以明白透彻的心态来观察事物，事物竞相明白透彻地展现自己；以怀疑的态度来观察事物，事物都以怀疑来回应。所以天下万物的心思不必相同，但它们的回应不敢有所不同，如果不同的话，百姓则没有反映出他们的真实情感。

甚矣！害之大也，莫大于用其明矣。夫任智则人与之讼，任力则人与之争。智不出于人而立乎讼地，则穷矣；力不出于人而立乎争地，则危矣。

未有能使人无用其智力于己者也，如此则己以一敌人，而人以千万敌己也。若乃多其法网，烦其刑罚，塞其径路，攻其幽宅，则万物失其自然，百姓丧其手足，鸟乱于上，鱼乱于下。

再大的损害也不会大过用明白透彻的心思去发挥作用和影响。滥用聪明，人们就与他争辩是非、打官司；滥用强力，人们就与他争胜。智识不突出于众人而惹上官司，就会处境恶劣；力量不突出于众人而与人争胜，就会发生危险。

不能使别人不在自己身上使用智谋与强力，自己就要与千万人为敌。如果详细地设立法条、刑罚，堵塞道路，捣毁住所，万物都失去了自然发展的环境，百姓就丧失他们赖以为生的手足，这样鸟都会在天上作乱，鱼也会在水下作乱。

是以圣人之于天下歙歙焉，心无所主也。为天下浑心焉，意无所适莫也。无所察焉，百姓何避？无所求焉，百姓何应？无避无应，则莫不用其情矣。

人无为舍其所能，而为其所不能；舍其所长，而为其所短。如此，则言者言其所知，行者行其所能，百姓各皆注其耳目焉，吾皆孩之而已。

圣人在天下收敛不张扬，心里没有牵挂的事物，也没有一心想达成的想法。对天下万物没有偏见，也没有好恶，没有能够让他牵动意念的事情。不做观察，百姓还有什么可回避躲藏的呢？没有要求，百姓还有什么可回应的呢？不回避也不回应，百姓没有任何掩饰而体现了真情实意。

人无所作为，舍弃他们所具备的能力，就能够做到以前没有能力做到的事；舍弃他们的专长，就能够做到以前不擅长的事情。这样，讲话的人只说他知道的，办事的人只办他有能力办到的，百姓只关注眼睛能看到的、耳朵能听到的事，我让他们接受朴素、简单的景象，让他们的欲念与婴儿一样单纯。

虚空无形，因万物之形以为形。在方为方，在圆为圆，如使空自有形，则何以形万物哉！是以圣人无心，因百姓之心以为心。无善不善皆善之，无信不信皆信之。

善不善在彼，吾之所以善之者，未尝渝也，可谓德善矣。信不信在彼，而吾之所以信者，未尝变也，可谓德信矣。不然，善善而弃不善，信信而弃不信，岂所谓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哉！

虚空是没有形态的，以万物的形状来决定自己的形状。在方的事物中就表现为方，在圆的事物中就表现为圆，如果虚空自己就具有形态，那么怎么体现万物的形态呢？所以圣人没有自己的欲望和意图，而是以百姓的意图为他的意图。圣人对于没有善良可言的和不按善的准则作为的都善待，对于没有信用可言的和做事不守信的都信任。

善或是不善是别人的事，不是我的事，所以我一律善待，不曾违背，才可以算是具备善的品德。守信还是不守信是别人的事，不是我的事，所以我一律以诚相待，不曾改变，才可以算是具备守信的品德。如果不这样，善待善良的，而放弃不善良的，信任守信的，而放弃不守信的，怎么能叫善于救人而不放弃任何人呢？

天下善恶信伪，方各自是，以相非相贼，不知所定。圣人忧之，故惵惵为天下浑其心。无善恶，无信伪，皆以一待之。彼方注其耳目，以观圣人之与夺，而吾一以婴儿遇之。于善无所喜，于恶无所嫉，夫是以善者不矜，恶者不愠，释然皆化，而天下始定矣。

天下有善、有恶、有真诚、有虚伪，各自都认为各自的正确，相互指责、相互攻击，难以安定下来。圣人对此感到忧虑，所以忧心忡忡地使天下人的心思浑然相同。不分善恶、不分真诚和虚伪，都一视同仁地对待。别人以耳目来观察圣人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是想要给予还是想夺取，而我以婴儿般对事物没有欲望、没有褒贬的态度来回应。对善的也不喜悦，对恶的也不嫉恨，所以善良的人也不自傲，邪恶的人也不愤怒，慢慢地都受到教化，天下就能安定下来了。

《礼记·礼运篇》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在本章中老子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即“圣人常无心”。老子所说的无心，并非完全没有想法，而是没有“私心”，他们以百姓的心为心。正如孟子所云: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一个统治者，如果怀有私心，掌握权力只为谋取私利，放纵私欲，这样的人是不配治理天下的。所以，夏桀筑倾宫、饰瑶台、做琼室、立玉门，最后被流放于南巢;帝辛建鹿台、造酒池、悬肉为林，最后自焚而死;隋炀帝大兴土木，穷游极乐，最后死于乱兵之手。而得道的统治者，乐人之乐，忧人之忧，其行而民从之，其言而民听之，待其死则人民如丧考妣。

圣人不是普通的百姓，而是天下的统治者，是人们效仿的对象，他的一言一行百姓都会看在眼中。统治者为善，善待百姓，百姓就会向善，社会就会和谐;统治者使用诈巧，百姓就会丧失道德廉耻，投机取巧，乱法败德，无恶不作;统治者虐待欺骗百姓，百姓也就会残暴鲜耻，为非作歹。《论语》中说的“君子德风，小人德草”，《大学》中说“君子有絜矩之道”都是这个道理。因此，圣人治理天下之时，只有摒弃私欲，才能使百姓也效仿他，摒弃私欲，做到“无知无欲”、“如婴孩”。

汉朝初年，保留了很多残刑酷法。汉文帝四年(前176年)时，有个叫淳于意的人犯了过错。按照刑法，他应该接受肉刑。他的小女儿缇萦上书说:“我的父亲做官吏，齐国的人都说他清廉公平，如今犯法应当获罪受刑。我为死的人不能复生而感到悲痛，而受刑的人不能再改过，即使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愿意舍身做官府中的女仆，来赎去父亲的罪过。”汉文帝听了十分感动，于是立刻免去了这种残酷、不人道的刑罚。文帝为官之时，对身边人说:“百官的过错应该由我一个人承担。我得以执掌帝位，既不聪敏又不明智，却独自享受神灵的降福，百姓却什么也享受不到，这就加重了我的无德。现在命令祭祀官员要向神献上敬意，不要为我自己祈求什么。”他本人生活简朴，还时常关心百姓的生活，遇到灾荒之时，就下令政府开仓放粮，救济百姓。正是因为汉文帝这样，总是将百姓的心当成自己的心，才使西汉迅速走出混战的阴影，开创了著名的“文景之治”。

唐太宗李世民，也是个关心百姓的明君。他自我克制，虚心纳谏，并采纳了很多以农为本的意见，厉行节约，休养生息，文教复兴，完善科举制度，取得了“贞观之治”的伟大成就。

普通人整日为生活所忙碌，声色犬马之害接触的不多。而那些贵族富豪则有大把的时间消遣娱乐，有大量的财力供其挥霍，尤其是皇帝，万人之上，一旦荒淫起来，可以随意妄为，无人可制。也正是这样，古今中外出了很多荒淫无道，沉湎于声色的昏庸之君。

北宋末期，完颜阿骨打在北方建立了金国，金国灭辽、灭北宋强盛一时，但到了第三代皇帝，金熙宗沉湎酒色，致使腐败之风日烈，他本人也因为喜怒无常、荒于酒色、嗜杀成性，而众叛亲离。于是，皇统九年(1149年）金朝发生政变，金熙宗被弑，二十七岁的海陵王完颜亮登上了皇位。

完颜亮即位之初颇有建树，他推进女真汉化进程，大批起用渤海、契丹、汉人人才，以扩大政权的基础，巩固统治;在燕京（北京)建立新的都城，称为中都，并将政治中心南迁，加强了金朝对南部的控制。他在政治经济等多方面进行改革，罢世袭万户职，以改变贵族“子孙相继”，专揽威权状况;仿中原王朝制度，设国子监以教育生员;对科举进行改革;印制交钞，与铜钱并行;补订法律，加强国家治安。除此之外完颜亮还颇有文采和壮志，他对汉文化极其推崇，在做藩王时，他给人题写扇面，其中有“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之句，志向非凡跃然纸上。一日，完颜亮进入妻子居室，见瓶中木楫花灿然而放，溢彩流金，乃索笔为诗曰:

绿叶枝头金缕装，秋深自有别般香。

一朝扬汝名天下，也学君王著赭黄。

诗中所见文采和气度都非常人可比。据说他读罢柳永的《望海潮》一词;“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吴山之志”，即兴题诗称:

万里车书一混同，江南岂有别疆封?

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

后来伐宋之时，他又作了一首《念奴娇·雪》，该词韵苍凉，文思奇诡，实为古来咏雪诗词中的上乘之作。时人称他“一吟一咏，冠绝当时”，连江南饱学之士看到他诗词都不得不叹服，说:“北地之坚强，绝胜江南之柔弱。”

可惜这样的一个颇有作为，又文采斐然的君主却成了史上声名最为狼藉的皇帝。这是因为完颜亮极度腐化、荒淫的生活。他曾对大臣高怀贞说他的志向:“吾有三志，国家大事，皆我所出，一也;帅师伐远，执其君长问罪于前，二也;得天下绝色而妻之，三也。”在这三个志向的驱使下，完颜亮一方面撕毁与南宋合约，厉兵袜马准备南侵;一方面在生活上纵欲荒淫，沉湎于声色。

《醒世恒言》上就有一篇《金海陵纵欲亡身》的故事，记载了这位聪明天子，贪淫无道、蔑礼败伦，身死国失的事。当他未登上帝位之时，妾媵不过三四人，做了皇帝以后，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妃子就多达十二人，其他昭仪、美人、才人、无封号者数以百计。他大兴宫殿，宫殿中遍布黄金，锦帐延绵,绫罗绸缎如荼如火，宫殿建设若不合其意，便毁掉重建，花费亿万不止。他后宫妃嫔众多还不满足，若见到美色佳人必定想方设法与之私通，甚至为了夺人之妻,枉杀无辜大臣。一时间，满朝人心惶惶,皆以美色为祸。

他听说济南尹乌禄的妻子乌林答氏姿色美貌，想与之私通，但乌林答氏行为端谨，令其无隙可乘。于是完颜亮就威逼乌禄将妻子进献给他，乌禄对妻子十分宠爱，但完颜亮是皇帝，他不知所措。乌林答氏说:“我若不去淫贼必然会加害夫君，我自有办法，既不连累夫君，又不辱我清名。”于是含泪而行，为了保持名节她在路上自刎而死。此事令乌禄对完颜亮恨之入骨。

完颜亮又听闻南宋刘贵妃美色天下绝伦，就立刻起兵南侵，他这种为了个人欲望而横起战端的行为，受到了朝野反对。但他不以为意，大肆征召工役沿长江造战船，毁坏居民房屋以求取木材，视人命如草芥。终于，国内发生叛变，宗室官员们推举对完颜亮恨之入骨的曹国公乌禄为帝，即后来的金世宗。完颜亮听到政变的消息后，召集军队，准备北归，但天下人早已对他恨之入骨，军队哗变，完颜亮也被叛军所杀。完颜亮在临死之前还在叹息自己征服天下的大志未能完成，可惜这样一位聪明天子至死也没能明白，正是他的那些私欲害死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