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处实去华

这一章老子提出了人类的精神从道到德、到仁，再到礼，是一个退化的过程。越往下，人为的造作越多，离道越远。大丈夫不应务虚，而应当以返本归源为要务。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本章是老子《道德经》的第二部分—一《德经》的开篇。前面的章节是《道经》部分，《道经》阐释的是天道，也就是自然规律。而《德经》阐释的则是人德，也就是人生的行为准则。在老子看来，“道”的属性表现为“德”，只要是合于道的行为，就是“有德”；只要是不合于道的行为，就是“失德”。道与德是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但是两者也有区别：德可以分为上德和下德，只有上德才合乎道的精神。德是道在人类社会的具体体现。道指的是客观规律，而德指的是人们把道运用于人类社会产生的功能。天道和人道一起构成了老子哲学的思想体系。

作为《德经》的开篇，本章首先揭示了上德与下德的区别。在老子看来，得道之人是具有最大德行的人，他们的心里本来就没有上德与下德的概念，所以人们才会认为他们的行为是合乎道德的。换言之，大道与大德都是无言无名的。如果一个人的心里有上德与下德的概念，那么他就会进入到后天的的分别之中。一具有了分别之心，那么这个人便是凡夫俗子了。因此．凡是具有下德的人，他们的心里都会有上德与下德的概念。做任何事情都要那道德去衡量，生怕自己的行为不合于道德。如此一来，人们所做的事情也就没有真正合于道德了。

“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丽有以为。”老予所说的上德与儒家所说的德政不是一回事呢？老予认为，儒家的德政不合乎客观规律，不符合现实情况，仅仅是凭着个人的主观意志来推行的，所以不能称为上德，而是下德；而上德则是无为，它合乎自然规律，治国者心中没有功利的观念，不是仅仅凭着主观意志去办事，这样做的结果便是“无为而无不为”，而道的精神便能充分体现于人间。

在本章里，老子把政治分为两个类型和五个层次。两个类型即无为和有为。无为的类型包括道和德；有为的类型包括仁、义、礼。五个层次即道、德、仁、义、礼，其中德（德只是指上德，不是下德）和仁是这五个层次中最高的标准。“失道而后德”说的是失道则沦为下德，那就与上仁相差无几了：“失德而后仁”说的是离开了无为的类型才有了仁。仁属于有为的范畴，而“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说的是在有为的范围内所显示出来的不同层次。统观德、仁、义、礼这几个层次，只有上德属于客观行为，其他都属于主观行为。而下德则包含了仁、义、礼。如果统治者不能明道，总是以自我名利为中心，那么，他所推行的仁、义、礼，目的都在于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在老子看来，大干世界中的一切生命都为道所主宰，它们的存在，既无益于大自然，也不能对大自然构成危害：他们自以为丰富多彩的生命，在大自然中却连一丝痕迹都不能留下。因此，一切生命都只有当下的存在意义，而没有原始的或终极的纪念意义。面对这种情况，人们不禁为生命的短暂和自身的渺小而感到叹息。生命是短暂的，人们应当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呢？由于人们都具有思想和意识，都能够区分善恶美丑，所以才有了道德标准，当然这种标准也是人为规定的。在老子看来，真正的德（即上德）是不需要形式的，这就为人们提供了足以参考的指标。人们在参透这一思想的同时，也就明白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了，这样才不会辜负自己的一生。

德者，得也。常得而无丧，利而无害。故以德为名焉。何以得德？由乎道也。何以尽德？以无为用。以无为用，则莫不载也。故物，无焉，则无物不经；有焉，则不足以免其生。是以天地虽广，以无为心；圣王虽大，以虚为主。故曰以复而视，则天地之心见；至日而思之，则先王之至睹也。

故灭其私而无其身，则四海莫不瞻，远近莫不至；殊其己而有其心，则一体不能自全，肌骨不能相容。是以上德之人，唯道是用，不德其德，无执无用，故能有德而无不为。

德，是一种收获。经常有收获而不失去，是有利的、没有害处的。所以以德字来命名。怎样能够具备德呢？通过道。怎样能完全遵守、体现德的影响呢？利用无为。使自己无所作为，则万事万物都能够包容。对于事物，无，不存在，是万物必然经历的阶段；存在了，就会生长、变化直至死亡。所以天地虽然广阔，它们的核心、本质却是虚无的；圣明的君王虽然伟大，可是他的心境通常是空虚无杂念的，他的领导通常是无所作为的。所以观察复卦并恢复我们的本性，天地最核心的原则也就是虚无，就可以显现了；夏至的时候闭关思考，就像先王所做的那样，我们就能了解先王的伟大卓越之处。

所以没有私欲，不重视自身，则四海都尊敬地仰视他，远近的都来归附。把自己看得很特殊而有为自己谋利的私心杂念，就连自己的身体都难以保全，自己的肌肉和骨骼都会产生矛盾。所以具有上等品德的人，只遵循道的规则，不以自己的德为高尚，不把持也不使用什么，所以才能有德，做什么事都能成功。

不求而得，不为而成，故虽有德而无德名也。下德求而得之，为而成之，则立善以治物，故德名有焉。求而得之，必有失焉；为而成之，必有败焉。善名生，则有不善应焉。

故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也。无以为者，无所偏为也。凡不能无为而为之者，皆下德也，仁义礼节是也。将明德之上下，辄举下德以对上德。

不追求而得到，不作为而完成，虽然有德但是却没有具备品德的表现和名分。具备下等品德的人追求而有所得，作为而有所成就，然后确立善的事物和行为做人们的模范，所以他的德是能够看出来的、能够言说的。追求而获得，必然会有失去的时候；作为而完成，必然会有失败的时候。有了善的名声，就会受到与之相对的不善的影响。

所以具备下等品德的人用有目的的作为来影响万物。没有目的、没有作为的人是没有偏向的。凡是不能做到无所作为的人，都是下等的品德，那些仁义礼节就是这样的。明白了德的高低层次，就要提升下等的品德来与上等的品德相符合。

至于无以为，极下德之量，上仁是也。足及于无以为而犹为之焉。为之而无以为，故有为为之患矣。本在无为，母在无名。弃本舍母，而适其子，功虽大焉，必有不济；名虽美焉，伪亦必生。

不能不为而成，不兴而治，则乃为之，故有宏普博施仁爱之者。而爱之无所偏私，故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

勉力作为，但无私心意图，不求结果，已经是下等品德中做得最好的了，是上等的仁爱。能够认识到应当无所作为而还是有所作为。勉力作为，但无私心意图，不求结果，这样还是有作为引起的祸患。无为和无名是根本。舍弃根本而趋向于由根本引发的表象，虽然可能取得伟大的功绩，但是必然是不完全的。虽然有美好的名号，与之相对的不好的、假的必然出现。

做不到无所作为就取得成就、不去建设发展就能使国家繁荣稳定，就去作为，所以有为大众无私奉献的人。这样的人的爱是没有偏向、没有自私的动机的，所以说上等的仁爱是勉力作为，但无私心意图，不求结果。

爱不能兼，则有抑抗正真而义理之者。忿枉祐直，助彼攻此，物事而有以心为矣。故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也。直不能笃，则有游饰修文礼敬之者。尚好修敬，校责往来，则不对之间忿怒生焉。故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

施与仁爱但不能普遍地兼容并包，就有了片面的认同、夸大正义真理的人，进而使之成为人们需要遵守的条文。这样的人厌恶虚伪而护助正直，帮助正直来消除虚伪，沉溺于具体事务而有目的、有动机。所以说上等的正义是勉力施为，目的明确。当人们不能笃守正直，就有靠装饰、写文章或是制定礼仪来尊崇正直的。崇尚美好、培养尊敬的态度，这过程中彼此修正和指责就会产生矛盾，发生不愉快。所以讲礼法的人勉力施为而得不到回应，于是就扬着胳膊强迫人服从。

夫大之极也，其唯道乎！自此已往，岂足尊哉！故虽德盛业大，富而有万物，犹各得其德，而未能自周也。故天不能为载，地不能为覆，人不能为赡。

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舍无以为体，则失其为大矣，所谓失道而后德也。以无为用，则得其母，故能己不劳焉而物无不理。下此已往，则失用之母。

伟大的极致，哪里只是道呢！而道之后的东西，有值得尊崇的吗？虽然品德高尚，事业兴隆，极其富有，仍然还是局限于自己而达不到完全。所以天不能像地一样承载，地不能像天一样覆盖，人不能无私地帮助别人。

万物虽然尊贵，各有各的用处，还要以无为用，才能充分发挥万物的特点和作用，不能丢弃无的根本。舍弃无为这个根本，损失就会很大，所以说失了道才会强调德行。以无为用，德行就得到了它的根本，这样才能自己不辛劳而万物无不和谐而有调理。舍弃道而追求它的低级衍生物，就是失去了发挥作用的根本。

不能无为，而贵博施；不能博施，而贵正直；不能正直，而贵饰敬。所谓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也。夫礼也，所始首于忠信不笃，通简不阳，责备于表，机微争制。夫仁义发于内，为之犹伪，况务外饰而可久乎！故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也。

不能做到无所作为，就会重视给人施与和帮助；不能给人很多施与和帮助，就会重视正直的品行；不能具备正直的品行，就去重视礼节和表面的尊敬。这就是老子说的失了德行才会强调仁爱，失了仁爱才会强调正义，失了正义才会讲求礼法。礼仪，开始于人们不能笃守忠信，有话不明说而互通书信，在表面问题上相互责备，细小的琐事也要争执。仁爱正义虽然是发自内心的，但是做出来难免流于虚伪，何况外表装样子怎么能长久呢？礼仪是忠信单薄而出现混乱的首要原因。

前识者，前人而识也，即下德之伦也。竭其聪明以为前识，役其智力以营庶事，虽得其情，奸巧弥密，虽丰其誉，愈丧笃实。劳而事昏，务而治秽，虽竭圣智，而民愈害。舍己任物，则无为而泰。守夫素朴，则不顺典制。

前识，是先于别人认识，是属于下等的品德。发挥聪明来先于别人认识，耗费智力来处理日常事务，虽然了解了事情，但实际上还有许多奸诈、虚伪夹杂其中，虽然享有盛誉，但却失去了更多真实。越劳累事情就越没有条理，越繁忙治理却越疏忽，竭尽了智谋，人民却受到更大损害。舍弃自己的意图和利益，任由事物自由发展，虽然无所作为也可平安。持守简单、朴素，就不必非按制度、法条上写的去做。

耽彼所获，弃此所守。识，道之华而愚之首。故苟得其为功之母，则万物作焉而不辞也，万事存焉而不劳也。用不以形，御不以名，故仁义可显，礼敬可彰也。

夫载之以大道，镇之以无名，则物无所尚，志无所营。各任其贞事，用其诚，则仁德厚焉，行义正焉，礼敬清焉。弃其所载，舍其所生，用其成形，役其聪明，仁则尚焉，义则竞焉，礼则争焉。

耽溺于所获得的，就会忽视了所应持守的。认识、智识，是道浮华表浅的表现，是造成愚蠢的主要因素。如果得到了铸就功绩的真正根本，万物自然发展、创造而不推辞、不懈怠，万物得以保全而我却毫不劳累。不以形态来利用，不以事物的名称、特点来管理，而尊重事物的自然本性，所以仁义可以显现，礼仪尊敬也能够自然表现出来了。

以大道来承载万物，以无名来镇住万物，没有什么崇尚的事物，没有什么思虑的意图。让万物各自处于合适的位置、从事擅长的事务，利用它们表现出的真实感情，这样就具备了深厚的仁德、正派的行为和高尚的礼仪。舍弃承载万物的道，舍弃生成万物的根本，只利用万物的形体，滥用肤浅的聪明才智，仁爱就会被崇尚，人们就会争相夺取正义这个好名声，而互相指责行为不合礼法。

故仁德之厚，非用仁之所能也；行义之正，非用义之所成也；礼敬之清，非用礼之所济也。载之以道，统之以母，故显之而无所尚，彰之而无所竞。用夫无名，故名以笃焉；用夫无形，故形以成焉。

守母以存其子，崇本以举其末，则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华不作。故母不可远，本不可失。仁义，母之所生，非可以为母。形器，匠之所成，非可以为匠也。舍其母而用其子，弃其本而适其末，名则有所分，形则有所止。虽极其大，必有不周，虽盛其美，必有患忧。功在为之，岂足处也。

仁德的深厚是不能靠施与仁爱来达成的；行为的端正不是用理义来约束就能形成的；礼仪的真诚得体也不是对礼仪规范的教导所能成就的。以道承载，以根本来统御，所以没有什么要崇尚、显耀的，自己反而能显耀；不想同别人竞争，反而能从群体中彰显。无名的，他的名才能令人信服；无形的，他的形态才能完全。

以守住母体来保存母体所产生的事物，以崇尚根本来提高其衍生物与次要部分的地位，这样形体和名称都有了，而不正当的却不生成，伟大的美好能够与天相比却不产生肤浅华丽的外在。所以根本不能疏远、不能失去。仁义是作为根本的道所生发的，不可以把仁义作为根本，就像工匠做成的东西，不可能等同于工匠。舍弃根本而追求道所产生的末端产物，名字就会有所分别、有所局限，形态就会有边界、有限制。虽然能够成就很大，但是必然不够周全；虽然繁盛美好，但必然会有忧患。功是用来努力铸就的，不是用来居处而自鸣得意的。

圣人从心所欲不逾矩，非有意于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贵，勉强以求不失，盖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无为而有以为之，则犹有为也。唯无为而无以为者，可谓无为矣。其下非为不成，然犹有以为之，非徒作而无术者也。

圣人顺从自己的内心而不逾越规矩，并不是有意追求德，而品德自然就具足了。层次低的人知道德的宝贵，小心翼翼地害怕做错失德，然而只是保全了自己，哪里是有德呢？无所作为但是有想要作为的打算，有目的、有动机，还是一种有为。只有无所作为并且没有任何作为的动机、没有想要达到的目的，才是真正的无为。具备下等德的人，不作为就不能完成事情，但是还有做成功的动机，不是只作为而不讲究方法的人。

仁义皆不免于为之矣，其所以异者，仁以无以为为胜，义以有以为为功耳。德有上下，而仁义有上无下，何也？下德在仁义之间，而仁义之下者。不足复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于礼，圣人之所以齐民者极矣，故为之而不应，则至于攘臂而强之，强之而又不应，于是刑罚兴而兵甲起，则徒作而无术矣。

仁爱、正义的人都不免努力作为，两者的区别在于，仁爱以它的无目的、无私心、不求回报而胜于正义，正义是有目的地追求功绩的。德是有上下之分的，而仁义只有比它更高的德而没有相比更低层次的了，为什么呢？下等的德就在仁义这个水平，比仁义再低的就不算是德了。德这个层次以下的礼仪，是圣人拿来管理百姓的标准，所以勉力施为而得不到回应，就扬着胳膊强迫人服从，如果还没人服从，就使用刑罚和暴力的手段，这才是一味忙着做而不讲究方法。

忠信而无礼则忠信不见，礼立而忠信之美发越于外。君臣父子之间，夫妇朋友之际，其外灿然，而中无余矣。故顺之则治，违之则乱，治乱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发，故曰“乱之首”也。圣人玄览万物，是非得失毕陈于前，如鉴之照形，无所不见，而孰为前后？

世人视止于目，听止于耳，思止于心，冥行于万物之间，役智以求识，而偶有见焉，虽自以为明，而不知至愚之自始也。世之鄙夫，乐其有得于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遗厚，采华而弃实，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忠诚守信而不讲礼节，别人就看不到忠诚守信的一面，有了礼仪，忠诚守信的美好才能表现出来。现在君臣、父子、夫妇、朋友之间，只有外在的端庄礼仪，而没有内心的情感基础。所以百姓之间关系调和彼此忍让，社会就安定；百姓之间一旦发生矛盾，社会就会陷入混乱，安定与混乱相隔的时间短得容不下一根头发，所以说礼仪是祸乱的开头。圣人通过道观察万物，是非得失全都展现在眼前，就像照镜子一样，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哪里还分什么前后呢？

世人看东西局限于肉眼所见，听声音局限于耳朵所能听见，思考局限于心中所能想到的，稀里糊涂地行走于万物之间，用聪明来追求知识，偶尔有新的发现，自己以为明白了，却不知道自己从头到尾一直是糊涂的。世界上的粗陋可鄙的人，在低层次上有收获就感到高兴，而不知道还有高层次，所以喜欢薄的而丢弃厚的，追求表面的美好外表而抛弃内在的本质，不是真正的大丈夫谁能够取得真正的道呢？

老子认为“道”是世间万物的根本，包括“仁义礼智”等精神方面，也应该依从于“道”。在第二十一章中他写道:“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二十八章说:“常德不离”、“常德乃足”，可见“道”是“德”之本。在本章中老子将传统所说的道德，分为“上德”、“下德”，其中下德又包括“上仁”、“上义”、“上礼”等。“上德”是合于“道”的德，具备“上德”的人完全依道而行事，故他们不表现为外在的德行，非仁非义，无善无恶。他们治理天下，也不以仁义为标榜，只是顺应万物的本性。而具备“下德”的人，他们处处坚守仁义，在实施“德政”的过程中，反而违拗了事物的原本规律，加入了过分的个人主观意志因素，他们追随“道德”，实际上却在这种对道德的过分追逐中偏离了“道”，看似有德，实则失德。

而德之后又分为仁、义、礼等不同的层次。“仁”只是怀着仁和之心，如“上下相亲谓之仁”、“仁者爱人”等;“义”则内容更加充实，如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四心”等;“礼”则更加完备繁冗，衣食住行、服饰宫墙、车马仪仗皆有严格规定。可见在老子看来,“规矩”越多，偏离“道”也就越远,也就越虚假。所以，上德的时候可以为天下谷，人们都向往他，归附于他，而到了上礼的时候，就只能“攘臂而扔之”了。

老子生活于春秋末期的东周时代，这时周王朝的中央权力已经衰落，诸侯相互征伐、争霸，天下干戈四起，恃武而称雄者不计其数，仅史书上明载的战争就四百八十多起，被灭亡的国家数十个，被杀死的国君以百计。所有的思想家、学者都目睹着这前所未有的混乱而思考着其中的原因。孔子认为混乱产生的原因是周礼逐渐被世人遗忘，故而一生奔走呼吁“克己复礼”;一些法家改革者则认为“恶”是人的本性，必须通过制定严厉的法规才能警戒人民，防止人民作恶;而老子则认为，天下混乱的根源并非是礼仪、法制的缺失，恰恰相反，正是这种繁礼、酷法违反了人的本性，违反了自然规律，从而导致“上德”的沦落。

故而，老子提倡“无为而治”，指出礼产生于忠信的缺失，是世间祸乱的本源。只有去其浮华，返璞归真，去其虚名，立足于实际，才能真正地符合于“道”，才能使混乱的世界回归于平静。

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的确，个人的遭遇和发展与处世方式、性格特征息息相关。有些人性格随和，能根据周围的环境和身边人的感受随时调整自己的心态、行为，能很好地融入社会环境之中;而另外的一些人，则因为“个性十足”而失败，被周围的人所抛弃、处处遇阻成为孤家寡人。坚持原则很重要，但真正的智者并非是“顽固不化的”，人们常说“顺应大流”，“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就包含着这种思想。所以说，上者，能顺应大势，创建一番事业;中者，能随时而变，不陷于困境;下者，违背大道，终尝苦果。很多外部环境不是靠信心便可以改变的，与其硬要对它们进行改变，不如暂时舍却，顺应时局或更待佳时。即便满怀救世治国决心的孔老夫子，有时也不得不发出“有道则仕，无道则隐”、“道不行，乘r浮于海”的感叹。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年轻之时恃才傲物，轻狂恣肆。他反对老子无言、无为的思想,并作了一首诗:

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

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

显然，在诗中白居易将老子所言的“无为”、“无言”理解成了“完全不作为”、“闭口不言”，这是不正确的。但这也明显地反映出了作者当时的思想，他少年有为，声名远扬，身居高官，志得意满，不甘心无所作为，以为凭借自己的才能和地位一定能实现中国读书人梦想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业。

此时的唐朝，早已不复当年盛况，国政混乱，军阀割据，百姓流离失所，民不聊生。元和元年(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撰《策林》七十五篇，登“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县尉。元和二年(807年)回朝任职，十一月授翰林学士，次年任左拾遗。元和五年(810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他此时仍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与国政。他不畏权贵近臣，直言上书论事，的确做到了儒家要求的危言危行。

元和十年(815年)，白居易因率先上书请急捕刺杀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触怒权贵，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在白居易的人生中是个重大转折，从他的诗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在贬为江州司马之前，他是激愤的，他的诗是尖锐、锋芒毕露的，而此后他的人则开始变得低调，他的诗也开始渐渐变得含蓄而内敛。据传，在沉重的打击之下，白居易曾沉心研究《道德经》，经过冷静的思考，他体会到，在当时，激愤并不能拯救已经沉沦的唐王朝，反而还会危及自身的安危。于是他开始奉行老子的哲学，用他自己的话说是“面上灭除忧喜色，胸中消尽是非心”。很快，白居易重新被启用，担当了重要的官职。在新的官职上，白居易顺势而为，在政治斗争激烈的时候，急流勇退，主动要求外调。

当然，他此时并非一味地逃离，而是顺应大势，做自己能做的贡献，而非顽固、激愤地和权贵们抗争。这样他既避免了被卷入严酷的权力斗争，保全了自身，又能为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比如在杭州任职期间，他见杭州一带的农田经常受到旱灾威胁，官吏们却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议发动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坝水闸，增加了湖水容量，解决了钱塘（今杭州).盐官（今海宁）之间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他还组织群众重新浚治了唐朝大历年间杭州刺史李泌在钱塘门、涌金门一带开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条件。

可以说此时的白居易真正掌握了“无为”、“无言”的真谛。他不再关心政治斗争，朝廷上是宦官还是军阀专权，对他来说都不重要了。他除了为治下的百姓解决民生问题以外，就饮酒赏月，吟诗作赋。白居易的生活历来为后代文人们津津乐道。他家酿美酒，每次喝酒时必有丝竹伴奏，僮妓侍奉，与他喝酒的都是社会上的名流，如裴度、刘禹锡等。

每当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他邀客来家，先拂酒坛，次开诗箧，后捧丝竹。一面喝酒，一面吟诗，一面操琴。有时乘兴到野外游玩，车中放一琴一枕，车两边的竹竿悬两只酒壶，抱琴引酌，兴尽而返。据《穷幽记》记载，白居易家里有池塘，可泛舟。他宴请宾客，有时在船上，他命人在船旁吊百余只空囊，里面装有美酒佳肴，随船而行，要吃喝时，就拉起，吃喝完一只再拉起一只，直至吃喝完为止。北宋方勺《泊宅编》卷上说:白乐天多乐诗，二千八百首中，饮酒者八百首。唐孟肇《本事诗·事感》中记载:“白尚书(居易)姬人樊素善歌，姬人小蛮善舞，尝为诗曰: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现代人形容美女说樱桃嘴、小蛮腰或杨柳腰，就是从白居易那里学过来的。

白居易此等治民、处世的方式，不仅使他深受杭州百姓爱戴，也使他最后官运亨通，一直做到太子少傅，成为当时难得的一位善始善终的高官。他晚年，总结自己的经历之时作诗:

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

只见火光烧润屋，不闻风浪覆虚舟。

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

虽异匏瓜难不食，大都食足早宜休。

鱼能深入宁忧钓，鸟解高飞岂触罗。

热处先争炙手去，悔时其奈噬脐何。

尊前诱得猩猩血，幕上偷安燕燕窠。

我有一言君记取，世间自取苦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