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4章 民不畏死

老子反对用重刑，尤其反对以滥杀的方式来维持统治。生杀的大权是属于天地的，只有能够体察天地之道的“大匠”才可以使用，一一般人滥用“杀”的大权，就会使自己受到惩罚。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民惧于反抗而听任不义与暴政的存在，这种状态是非自然的，这是因为人生来就具有反抗暴政的道德勇气。不管统治者采取怎样的手段来镇压人民，他们的道德勇气总会自然而然地表现出来，而且是斩不尽、杀不绝的。所以，一旦人民不再畏惧死亡，那么国家的严刑峻法也就无法发挥作用了，或者说它不再有威慑力了。如此一来，那些作奸犯科之徒就更加肆无忌惮了，而国家势必更加混乱，统治者也将面临被颠覆的危险。

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生命都是有意义的，但是在老子所处的那个年代，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昏庸无道，他们不但对人民施行苛政，而且视人民的生命如草芥，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不惜伤害人民的性命，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生命朝不保夕。在人民看来，生是痛苦的，死倒是一种最好的解脱，所以他们也就不惧怕死亡了。对于不惧怕死的人来说，以死相威胁还有什么意义呢？所以，老子才提出了“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质问。“以死惧之”的目的在于使人民惧于反抗。老子在这里说民众不畏惧死亡，实际是在告诫统治者不要用死亡来威吓人民，这其中夹杂了老子的愤懑情绪，这也充分体现了他对人民的仁爱和怜悯。

“若使民常畏死，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其中，“民”与“奇”相联系，指的是安分守己的人。“为奇者”指不畏死的邪恶之徒。在本句中，老子紧接上文的“民不畏死”，提出了相反的假设：如果人民畏惧死亡，那么统治者就可以依法惩处作奸犯科之人，以后谁还敢肆意妄为呢？老子一向提倡仁慈，反对战争，更不提倡杀人，但是他在这里主张杀一做百，这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实际上老子主张要杀的是胡作非为、作奸犯科的不法之徒，而不是普通的民众。只有惩罚邪恶之徒，才能使国家安定、人民生活幸福。

因此，统治者只有以人民的利益为重，使人民丰衣足食、居有定所，那样人民也就自然会珍惜自己的生命’不会再去冒险和为非作歹了。人民安分守己，天下就会太平，统治者的地位也会稳固下来。圣贤懂得去珍惜生命，从不滥施刑罚，向人民宣传道德法律制度的教化，使其在畏惧死亡的同时明白法律的威严，只有这样才能使天下大治。

“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矣。”就整句话而言，这是老子针对国家秩序混乱的情况而向统治者提出的忠告。在老子看来，为官者应各司其职，不要做任何越俎代庖的行为，否则就会危害国家，还会伤及自己。

政烦刑重，民无所措手足，则常不畏死，虽以死惧之无益也。民安于政，常乐生畏死，然后执其诡异乱群者而杀之，孰敢不服哉！

司杀者，天也。方世之治，而有诡异乱群之人，恣行于其间，则天之所弃也。天之所弃而吾杀之，则是天杀之，而非我也。非天之所杀，而吾自杀之，是代司杀者杀也；代大匠斫，则伤其手矣；代司杀者杀，则及其身矣。

政令严苛、刑罚繁重，百姓无法生存，所以不怕死，虽然用死来吓唬他们也收不到效果。百姓处于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常常享受生存，畏惧死亡，这样之后将诡诈、特立独行、引起社会动乱的人抓起来杀掉，还有谁会不服从呢？

执掌杀戮的是天。在国家安定的时候，出现诡诈、特立独行、引起社会动乱的人，肆意妄为，天就离弃他们。天所离弃的人，我将他们杀掉，是天杀掉的，而不是我。不是天意要灭亡的人，而我自作主张将其杀掉，是代替有权决定生死的天杀人。代替高明的木匠去砍木头的人，很少有不砍伤自己手的；代替执掌生死的天杀人，杀身之祸就会临到自己头上。

统治者往往将自己手中的强权作为统治百姓的最有力武器，他们制定严酷的刑罚，采取苛刻的政策，滥杀百姓，压制民众。老子对这种违背民性的做法十分反感，他认为这样只会让人民忍无可忍，最后不再畏惧死亡，反抗并推翻统治者。而如果统治者能不肆意妄为，让老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他们就会贵生而畏死，就会自觉地遵道尚德。这个时候，对那些不法分子实施惩罚，就能让人们感到对刑罚的敬畏。

可见，老子的思想并不要放纵那些为奸作恶者，也不是主张采用严刑峻法，而是把两方面状况考虑周全，既不使刑罚严酷到扰乱人民，又能以刑罚警示奸邪之人。

《左传》上说“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治理天下一定要用“政”来教化百姓，使他们该知道做什么;用“刑”来惩戒奸邪，使人民知道不能做什么。用老子的话来说就是:以“道”化之，以“刑”纠之。不可偏废任何一方面。所以老子既反对，通过严刑使“民不畏死”，同时也指出需要“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

《孔子家语》中有这样一段话:

仲弓问孔子说:“我听说有严酷的刑罚就不需要用政令了，有完善的政令就不需要用刑罚了。有严酷的刑罚不用政令，夏桀、商汤的时代就是这样;有完善的政令不用刑罚，周朝成王、康王的时代就是这样。这是真的吗?”

孔子说:“圣人治理教化民众，必须是刑罚和政令相互配合使用。最好的办法是用道德来教化民众，并用礼来统一思想，其次是用政令。用刑罚来教导民众，用刑罚来禁止他们，目的是为了不用刑罚。对经过教化还不改变，经过教导又不听从，损害义理又败坏风俗的人，只好用刑罚来惩处。专用五刑来治理民众也必须符合天道,执行刑罚对罪行轻的也不能赦免。”

虽然为政的依据有所不同——孔子说的是“道德”，老子说的是“道”——但在如何对待“政”与“刑”上，他们的思想却是相近的:既反对高压恐怖的严刑统治，又主张保持一定的惩戒手段。

中国古代有很多得道明君，也有很多荒淫无道的昏君，北齐文宣帝高洋就是一个残暴君主的典型。高洋是东魏权臣高欢的次子，在兄长高澄被刺后接手了权力，并篡夺了东魏的帝位。高洋在为政初期，颇有作为，励精图治，四方征伐，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但后来却变得暴虐无度，极尽奢侈。

高洋喜欢饮酒，饮醉后就肆意鞭打后宫的妃嫔或宫女，后来更是将杀人作为游戏。左右大臣经常无故惨遭屠戮。大臣高隆之是高欢老臣，但因为劝谏高洋不要称帝，被高洋勒令卫士乱拳活活打死;大司农穆子容有事激怒高洋，暴君让老臣脱光趴在庭中，自挽弓弩射他，三发不中，高洋竟然拔起一根拴马概，把这位老臣活活插死;东魏宗室元昂，是高洋皇后李氏的姐夫，高洋垂诞李氏，就将元昂召至内宫，“以鸣镝射一百余下，凝血垂将一石，竟至于死”;都督韩哲没有任何过错，只因为高洋看着不顺眼就将其杀死。官员们每天上朝都是战战兢兢的，唯恐皇帝喝醉了酒，自己一不小心做了冤死鬼，他们只好将邺下的死囚挑选出来，号为供御囚，以满足高洋酒醉后嗜杀的欲望。

清河王高岳（高洋的堂叔)，家里有一名侑酒为欢的歌伎薛氏，被高洋看上，强占入宫，高洋怀疑薛氏与高岳有暖昧不清的关系，便以鸩酒赐高岳，逼高岳自杀。高洋仍不解恨，又亲白砍下薛氏的头，藏在怀中。恰巧朝廷举行宴会，群臣列宴时高洋突然探怀取物，把薛氏的头掷在盘子里，座中人人惊骇。高洋反而神色自若，抱着用死人做的琵琶且饮且弹，音色铿然，以致泪流满面。

典御丞李集对高洋的荒唐直陈面谏，称他是亡国的桀纣，以期震聋发聩。高洋令将李集绑起来扔在粪坑里，拉上来问道:“你怎敢把我比作桀纣?”李集正色说:“将陛下比作桀纣，是看得起你。不客气地说，陛下尚不及桀纣!”高洋又将他扔进粪坑里。如是三次，李集始终不改初衷。高洋忽然大笑说:“天下有如此痴人，始知关龙逢、比干，未是俊物!”挥手让李集走了。不久李集又欲进言，还没开口，高洋就令左右将李集推出腰斩。从此再无人敢直谏。

一次，他问一个亲信:“西汉末年王莽夺了刘家的天下，为什么又失于光武帝刘秀之手?”那亲信也不知高洋何意，老实回答说:“因为王莽没有把刘氏宗亲斩草除根，以致逢春发芽。”高洋幡然醒悟，马上捕戮东魏皇族四十四家。男子无论少长，一律杀死，数千具尸体弃于漳水。百姓取鱼剖腹，往往能看见人的指甲，从此沿河再也无人敢吃鱼肉。

因为极度嗜杀、嗜酒，高洋三十一岁就暴毙而亡。有人说他是死于精神分裂，有人说是死于饮酒过度，也有人称高洋是遭了天谴。作为一个统治者，高洋不知道爱护百姓，善待臣下，却残忍无道，嗜杀成性，即使不死，那么早晚也会像完颜亮一样被政变推翻。嗜杀，永远不会长久，唯一的结果就是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