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不争之争

这一章讲“善下”和“不争”的好处。圣人之所以“善下”和“不争”，并不是为了得到它的好处，而是顺着道的法则自然无为。如果刻意为之，就会沦落为虚伪和权谋。

“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在中国的哲学里，“王”是一个概念，它指的是天、地、人的统一及相互贯通和彼此契合，也指人与人、人与世界所达到的最和谐的状态。此外，王还反映了古人对治国者的最高要求，所以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王，也就是能够以整个天、地、人为出发点并能使之达到和谐统一的人。这样的人也被称为拥有天德、地德和人德的人。就本章而言，这里的王只是比喻性的，它可以解释为“集大成者”。这句话是本章的开篇，在这里，老子以“江海成为百川之王”物理现象来引出“善下”的观点。江海之所以能纳百川，是因为江海位于百川之下，所以百川自然而然就归属它了，从而成就了江海的浩瀚，成了百川之王。

“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言”指的是愿望或意志的表达。“身”指的是行为，它所代表的是目的的实现和利益的获取。在这里，老子以统治者与江海进行类比，说圣贤之所以能够安抚万民，主要是因为圣贤没有私欲，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对待民众的时候，就像江海对待百川一样谦和卑下。所以他才得到民众的尊敬和拥护。结合老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春秋晚期，国家制度已经日趋完善，统治者的地位亦已完全巩固。而人民无法享有政治权利，甚至连最基本的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统治者与人民之间地位相差悬殊，不要说身为最高领导者的王了，即便是普通官员也不会以卑下的言辞和谦虚的姿态对待人民。老子关注民众的苦难，也经常针对社会现状提出一些设想。他希望远卉时代的帝王们能够重新出现，或者是当世的统治者能够丰动效法古代的圣贤。

“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里的“推”意为推举、选举。推和举在中国古代的典籍中经常出现，它体现了后人对于三皇五帝治世的向往，而老子在这里提出“天下了推之”，比之尧、舜、禹时代的禅让制，更能突出人民的价值。在这里，老子为我们设计了一幅蓝图：统治者虽然高高在上，但百姓却感觉不到压迫；统治者虽然领导民众，但民众却并不感到伤害。老子提倡统治者应保持谦卑，他的这一态度是真诚的。他认为，如果统治者让人民没有感到压迫的感觉，那么他不但可以赢得国民的拥戴，还会获得天下人的推举。能够实现这螳，天下就没有什么力量可以与他抗衡了。

在第七章中老子就以天地长久，来论述“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的道理，这里再次用江海汇聚百川的比喻，来告诫统治者要能在言行上自甘民下，才能最终居于民上。

天下不是君王一个人的天下，也不是某些人的天下，而是所有天下百姓的天下。“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位于人民之上的统治者只有认清这个道理，才能获得百姓的认可，他们只有时刻将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才能得到百姓的爱戴。所以第四十九章说:“圣人常无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孟子也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只有明白这个道理，将百姓放在自己的前面，统治者才有资格来治理天下，如果将自己高高地悬于万民之上，通过自己的地位和权力而胡作非为，只能被人民所抛弃，失去他原有的位置。也正是因为此，古代的君主们自称为“孤”、“寡”、“不谷”，每遇到灾害就下罪己诏，向上天祈祷，降福万民，而惩罚自己的过失。

一个统治者是否得到人民的爱戴，在于他是否将自己看成人民的一部分，是否能和百姓同乐同悲。能爱百姓之所爱，恶百姓之所恶的人，才能“处上而民不重”。若只是考虑着自己纵欲享乐，而干扰百姓的正常生活，只能让人民反对。

统治者都希望得到百姓的爱戴、拥护，然而很多统治者只是把这些“梦想”放在口头之上，只有那些真正爱护百姓，关心百姓，与民同乐的君王才能得到百姓的爱护。《曹刿论战》大家都学过，曹刿在问鲁庄公何以战时，庄公先回答了“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都被曹刿拒绝，只有“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这个理由才被接受。因为前两个理由惠及的都是身边的人、神灵，他们和普通人民关系不大，所以人民不会支持他。

勾践在击败吴王阖闾之时，以为自己十分了不起，所以妄自发动与吴国的战争，结果大败而归险些灭国。这时，他才知道只有百姓才是他能倚靠的力量。于是开始善待国民，孕妇到了临产时，向官府报告，官府就派医生去看护。生了孩子国家协助哺育，死了孩子国家给予抚恤。那些孤老、寡妇、患疾病的、贫困无依无靠的人家，官府就收养他们的孩子。勾践还亲自用船装满了粮食肉类到各地巡视，遇到那些漂流在外的人，就供给他们饮食。勾践本人也亲自参加劳动，不是自己种出来的东西就决不吃，不是自己妻子织的布就不穿。因此，越国人都感激他的恩德，誓死为他复仇，最终战胜了吴国。

相反，夏桀无道，夏朝的人民不仅不爱戴他，甚至诅咒说希望能和他同归于尽。当听到商汤起兵讨伐夏桀的消息后，天下人都踞着脚盼望商汤军队的到来，发出“傒我后，后来其苏”的感慨。

《孟子·梁惠王》中记载了孟子和齐宣王的一次对话。齐宣王问道:“听说周文王的捕猎场方圆有七十里，真有这回事吗?”孟子回答:“史书上有这样的记载。”齐宣王问:“这真有那么大吗?”孟子说:“可百姓还嫌它太小呢!”齐宣王说:“我的捕猎场才方圆四十里，可百姓还觉得太大，这是为什么呢?”孟子说:“文王的捕猎场方圆七十里，割草砍柴的人可以去，捕禽猎兽的人也可以去，是与百姓共享的公用场所。百姓嫌它小，不是很合理吗?我刚到达齐国的边境时，问清国家的重要的禁令以后，才敢入境。我听说在国都的郊野有四十里见方的捕猎场，如果有谁杀死了场地里的麋鹿，就跟杀死了人同等判刑，那么，这四十里见方的捕猎场所，就等于在国内设置了一个方圆四十里的大陷阱。百姓觉得它太大，不也同样合乎情理吗?"”

只有与民同乐，忧民之忧，乐民之乐者人民才会爱戴他，支持他，甘愿为他效力;那些高高在上，残暴不仁的统治者,所能得到的只有人民的怨恨。这也是老子说“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