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以正治国

在前面的章节里，老子曾经多次提到过无为而治的思想。本章的主旨仍是“无为而治”。老子认为，统治者如果能够无为、好静、无事、无欲，那么人民就会因为受到盛德的感化，自然而然地走上正道，既生活富裕又淳朴善良。

本章以“以正治国”开头，“正”指的是清正无为，这也是老子的治国方略。老子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室之官”，这个官职虽然不大，但是有机会接近最高统治者。所以，老子通过对统治者认真观察，对他们的德行作了深刻剖析，提出了以正道来治理国家的建议，这一建议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借鉴意义。“正”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独特的意义。中国人崇尚浩然正气，并认为正气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所以才有“邪不胜正”的说法。而中国古代帝王中也有很多人以“正大光明”作为自己的道德准则，很多官员也把“正大光明”作为自己的为官之道，这里的“正”也就是正气和清正无为的意思。然而，老子所处的时代，其社会状况距离正大光明还很遥远，百姓正遭受着统治者的压迫，正在饱受战乱之苦。老子针对这一现实，呼吁统治者以正治国，这也喊出了当时人民的心声。

再来看“以奇用兵”的思想。老子的《道德经》虽然不是一部兵书，但是其中却包含着一些作战用兵的思想，这在前面的章节中已经有所涉及、老子向来反对战争，但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好恶而不发生。针对这种现实，老子设计出了“以奇用兵”的计谋，为弱者和正义的统治者提供借鉴。如何理解老子“以奇用兵”的思想呢？老子认为，用兵就应该采用非常规的战术，用奇法、奇谋、奇计去迷惑对方，从而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老子先论述“以正治国”的道理，紧接着又阐释“以奇用兵”的内涵，这看起来有些突兀，其实并不是随意而发，而是老子针对治国的“正”提出来的，用兵要“奇”，从政要“正”，他告诫统治者应以“奇”和“正”来治理天下。

由上可知，“以正治国”和“以奇用兵”的思想，是老子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对当时的统治者提出来的。春秋时代，兼并战争此起彼伏，社会秩序异常混乱，而人民也处在极度危险的环境之中，于是他们拿起武器来保护自己。然而，一日每个人都拥有了武器，他们就不再感到安全了。人民不安全就会陷入恐慌，这种心理正是导致天下大乱的重要原因。所以，天下之所以不安定，其实是与统治者密切相关的。但是，当时的统治者为了安定天下、震慑人民，大都主张施行严刑峻法，老子对此很不赞同，甚至还公了反对这种滥用国家机器的行为。在他看来，严酷的刑罚不但无法安定人心、稳定社会，还会起到反作用，所以，他主张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强调感化的力量。

“以此：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在这段话中，老子罗列出一系列社会现象，这是他对国计民生的具体思考，其中也包含着老子对社会现状的忧虑之情。老子认为，人民的本性是善良的，除非万不得已，他们决不会惹是生非。人民之所以发动暴乱，主要是因为统治者做出了暴虐的行为。而统治者越贪婪，天下的禁忌就会越多；天下的禁忌越多，民众的生活就会越贫困；民众生活贫困，就容易惹是生非，天下就会发生逆乱；民众逆乱，国家就会陷入混乱的状态；国家混乱，民众的机巧心智就会越来越多，邪风怪事也就更加盛行了；邪风怪事盛行，法令条文就会越来越森严，盗贼也就更加猖獗。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在这几句话中，老子引用得道明君的话来重申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得道明君之所以能够治理好天下，就是因为他们“无为”、“好静”、“无事”、无欲”（“无为”即不安为；“好静”即怀柔、宁静；“无事”即无所事事，亦作无为解；“无欲”即没有私心杂念）。所以，只要统治者以无欲、无为来治理天下，就能实现国泰民安。

以道治国则国平，以正治国则奇兵起也。以无事，则能取天下也。上章云，其取天下者，常以无事，及其有事，又不足以取天下也。故以正治国，则不足以取天下，而以奇用兵也。

夫以道治国，崇本以息末；以正治国，立辟以攻末。本不立而末浅，民无所及，故必至于以奇用兵也。

以道来治理国家，国家就会平安，以行政法律来治理国家，诡诈的军事行动就会发生。以平静安宁、以减少行政影响和法律惩治的手段能取得天下。《道德经》上篇说，得到天下的，通常是通过以平静安宁、不施加行政影响和法律惩治的手段，要是以行政和法律手段来治理，不能够得到天下。所以以行政法律手段来治理国家，不能够治理天下，而必须依靠诡诈的军事行动。

以道来治理国家是以崇尚根本来平抑那些表面的、具体的问题；用行政和法律手段来治理国家是以邪辟的方法来解决表面、次要的问题。就像大树的根不能扎牢，枝叶也不能繁盛，百姓没有可依靠其生存的东西，所以必然导致诡诈地使用军事力量。

利器，凡所以利己之器也。民强则国家弱。民多智慧，则巧伪生；巧伪生，则邪事起。立正欲以息邪，而奇兵用；多忌讳欲以耻贫，而民弥贫；利器欲以强国者也，而国愈昏弱，皆舍本以治末，故以致此也。上之所欲，民从之速也。我之所欲唯无欲，而民亦无欲而自朴也。此四者，崇本以息末也。

利器，是为自己谋利的工具。百姓的力量强大了，国家的力量就会削弱。百姓具备了太多的聪明才智，取巧作伪的事就会发生，就必然出现不正当地谋取利益的现象。设立行政法律系统来压制不正当现象，而会兴起军事冲突；让人们有所顾忌来消除贫困，而百姓更加贫困；制造强大的器物、设备来使国家强大，国家反而更衰弱，这都是舍弃根本来专注表面、次要的事，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领袖的所想所求，百姓都会马上跟从。我所想要的只是没有欲望，而百姓也会跟着没有欲望而自然达到朴素、简单。上面四种情况是舍弃根本来专注表面、次要的事的例子。

古之圣人柔远能迩，无意于用兵，唯不得已然后有征伐之事。故以治国为正，以用兵为奇。虽然，此亦未足以取天下。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唯体道者，廓然无事，虽不取天下而天下归之矣。人王多忌讳，下情不上达，则民贫而无告。

利器，权谋也。明君在上，常使民无知无欲，民多权谋，则其上眩而昏矣。人不务本业而趋末技，则非常无益之物作矣。患人之诈伪，而多为法令以胜之，民无所措手足，则日入于盗贼矣。

古代的圣人能够怀柔远方，优抚近地，没有用兵的心思，只有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出兵征伐。所以以和平治理为常规，以用兵为特殊、偶然。虽然这样，这也还是不足以得到天下的。天下是神意造化之物，是不能凭主观意愿施为而改变的，不能妄图占有而任意使用的。凭主观意愿施为的必定失败；把天下据为私有的，也必定失去。只有体悟了道，才能平安无事，虽然不去夺取天下而天下万物都会来归顺。君王顾忌得多，百姓的想法难于被君王了解，那么百姓的穷困就没处去述说、求救了。

利器，是权力与谋略。明君在百姓之上实行统治，常使百姓没有智识、没有欲望，百姓掌握了太多的权力和谋略，统治者就会被迷惑而昏乱。百姓不重视农业而去忙活手工业和商业，就会出现奇特而不会带来好处的事物。想避免百姓的奸诈虚伪，而多设置法令来压制，百姓手足无措，就只好去犯罪了。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治国之法和治军之法不同，《司马法》上说“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治国讲究仁义、法制，而治理军队，指挥战争则讲究奇谋、诡计;治国要坚守正道，不能用欺骗、诡诈的方式来统治百姓，与其他国家交往。所以古人云:“亲仁善邻，国之宝也”、“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而兵则是“诡道”，越是不按照常理行事，越是能让对方迷惑，越能取得成功。如果治理的是整个天下，礼仪法令、诡计奇谋就都不足以凭恃了，只有“无为而治”才能使人们自化，天下安宁。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人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忌讳，则礼仪、法规之类限制人民行为之物。老子认为对人民干扰过多才是他们贫穷的原因。利器、伎巧，是指谋利之工具、手段。人们有了过多的谋利手段，就会好高骛远，生产出更多的奢侈品，为了争夺这些“难得之货”，于是有了等级、有了欺诈、有了战争，国家混乱之源正在于此。法令滋彰，老子所说的法令和法律有所区别，现在所说的法律是所有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社会准则，用以维护社会秩序，而老子所处的年代，法令则都是统治者肆意发放的，用来谋取利益、压制人们。比如，古代很多时候，统治者为了最大限度地盘剥利益，制定各种税法，人们种田、盖房子，甚至牲口产仔都要依令纳税。因此老子并非排斥以法治国，而是反对统治者肆意妄为。

“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上之所行，下之所效，第四十九章中说过，圣人在上，“百姓皆注其耳目”，所以要想用无为之法治理天下，就一定要自己先做到清静无为，以身作则，潜移默化地使百姓受到教化，而自己坚守正道、自己实现富足、自己回归纯朴。

曹参，字敬伯，沛人，西汉名将。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后，沛县吏民拥立刘邦为沛公，曹参被推为中涓。

在协助刘邦创立西汉王朝的过程中，曹参立下了赫赫战功，“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凡下二国，县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将军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马、候、御史各一人”。楚汉战争结束后，曹参以功食邑平阳一万六百三十户，号平阳侯。

刘邦封自己的儿子刘肥为齐王，齐国民情“伪诈多变”，加之多年战争的破坏，经济凋敝，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治理齐，是大难题。刘邦想到了稳重的曹参，于是拜他为齐相国。曹参至齐，召集长老和儒生，征求“安集百姓”的计策。诸儒至者上百人，所言“人人殊”，均属不着边际的空论。曹参听说胶西盖公善长黄老之术，便使人厚礼请盖公。盖公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觉得和那些儒生的话相比这才是济世良言，于是“纳其言，用黄老之术”"，“相齐九年，齐国安集，大称贤相”。

惠帝二年(前193年)，丞相萧何死。曹参接替相位，他仍以治齐之术治汉，施政办事，一遵萧何约束，无所变更。郡国吏，选用敦厚长者，对华而不实、欲务声名者，概不录用。人有小过，曹参加以掩饰，相府相安无事。曹参日夜饮酒，不治事。吏及宾客见此情景，皆想劝他。曹参知其意，凡来者乃以酒堵其嘴。复欲言者，曹参复予之酒，直至大醉而去，终不得言。不久，相府官吏多仿效曹参，日夜饮酒高歌。从官对此很反感，但无可奈何。他们借相舍后园与吏舍挨着的条件，请曹参游后园，让他听到醉吏的狂叫，想乘机请求他惩治那些人。曹参非但不惩治醉吏，反而“取酒张坐饮，亦歌呼，与相应和”。

惠帝见曹参整日无所事事，以为是欺负他年轻。曹参的儿子窋为中大夫，惠帝令窋规劝其父。曹窋谏曹参。曹参大怒，笞曹窋二百大板。上朝时，惠帝责问曹参为什么打曹窋。曹参不直接回答，他脱帽谢罪说:“陛下自认为和高皇帝谁更贤能?”惠帝说:“我怎么敢和先帝比呢!”曹参说:“陛下以为我和萧何谁更贤能?”惠帝说:“您好像比不上萧何。”曹参说:“陛下说得对啊!先帝与萧何安定天下，法令既明。现在您做了皇帝，臣等为官，只需要遵照以前的法令不失误不就可以了吗?”惠帝说:“好，您请起吧!”

所谓“新官上任三把火”，当官都希望政令从已出，而曹参却深知有为而有不为的道理，在“无为”思想指导下，推行约法省禁、轻徭薄赋政策，所以收到了“天下俱称其美”的社会效果。惠帝五年(前190年)，曹参病死。天下百姓都歌颂他的功劳:“萧何为法，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