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章 知足不辱

本章重点讲两个问题：一是教人珍视生命，不要把名利看得比生命还重。二是教人“知足”、“知止”，一切事物都要向相反方向转化，这是自然的法则。只有知止、知足才能长久。

在老子看来，人的最高目标应该是追求健康长寿，而不是追逐名利。这是因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果殚精竭虑地去追求名利，就会危害自己的生命。追求物质财富和名利本身并没有错，错就错在过分追求而不知满足，也就是欲望无止境，这是一切祸患产生的根源。因此，追求财富和名利要适可而止。

老子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各章节之间不可分割，它们一起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整体，把其中任何一章孤立起来理解都是不合理的。本章和前面的第十三章就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两章都是为了说明人应该自重自爱的问题，所不同的是第十三章以宠辱荣患与人的生命作比较，而本章则是以名利和财富与人的生命作比较。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名誉与生命相比，哪一个更值得我们亲近？财富与生命相比，究竟孰轻孰重？得到与失去相比，哪个害处更大？在这里，老子向我们提出了几个棘手但又必须面对的问题。把这几个问题回答圆满，并且把答案应用到实践中去，做到身体力行，这确实是有难度的。这时，老子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即人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过于看重名利和财富。要知足常乐，不可无限制地去追求名利，否则就堕落成贪婪之人了。老子在这里所阐发的“重生贵己”的观点，并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建立在珍惜自己生命的基础上的“生”，这与“苟且偷生”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当人们面对名利和财富时，要珍惜自身的价值和尊严，不可自贱自轻。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甚爱”指的是过度地贪爱虚名和地位，这一行为必然会消耗大量的精力，付出惨重的代价。“多藏”指的是过度追求财物。在现实生活中，有一部分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他们不仅违背道德规范，甚至还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得到的财物与失去人格尊严相比，实在是得不偿失。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这句话集中体现了老子的处世观。我们常说物极必反，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发展极限．一旦超过这一限度，就会朝着自己的对立面转化。比如，人们常说一句话：真理再向前跨出一小步就是谬误。这话一点也不假，这是经过实践论证而得出的结论。知足就会少一些耻辱，所以说知足是明智的；知道适可而止方能长盛不衰，所以适可而止是有大智慧的表现。

人生在这个世界上，其本身就是很多偶然因素的组合，我们为什么是自己而不是别人？

正是因为这个世界上有自己和别人的区别，而我们又害怕别人比我们强，所以才争强好胜，有的人甚至不惜利用卑鄙无耻的手段来争取财富和名利。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人出卖的是自己的人格，耗费的是自己的精力，换取的仅仅是一点可怜的虚荣心。以沉重的代价换取蜗角虚名、蝇头微利，这是不值得的。

我们不否认利用聪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来争取财富和名誉是光荣的，但我们必须把握住一个度，要适可而止。只有这样做了，才能既收获名利，又能保持身体的健康。

先身而后名，贵身而贱货，犹未为忘我也。忘我者身不有，而况于名与货乎？然贵以身为天下，非忘我不能。故使天下知名之不足亲，货之不足多，而后知贵身；知贵身，而后知忘我。

此老子之意也。不得者以亡为病，及其既得而患失，则病又有甚于亡者。惟齐有无，均得丧，而后无病也。爱甚则凡可以求之者，无所不为，能无费乎？藏之多则攻之者必众，能无亡乎？

把自己的身看成最重要的，而看轻名誉和物质利益，仍然没有达到忘我。忘我的人连身体都可有可无，何况名誉和物质利益呢？但是像看重自身一样看重天下，不是忘我的人不能做到。所以让天下知道名节是不足以留恋的，物质生活是不应当太丰富的，然后懂得重视自己的身体；知道重视自己的身体，然后才能忽略自己。

这就是老子的意思。得不到某事物的人觉得自己得不到很不好，等到得到了又怕失去，这种焦虑痛苦比没有这东西还严重。只有让每个人所拥有的都相同，得到和失去的都一样，才能没有这种焦虑痛苦。对于某事物爱得太深切，为了得到没有什么手段是不可以采用的，这样能不付出代价吗？储藏收敛的东西越多，来抢夺这些东西的人也越多，这样能不灭亡吗？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虚名和财货与生命相比哪个更加重要，想必任何人都会选择生命。没有生命再多的财货也不会发生作用，再多的虚名又能带来什么好处呢?这么简单的道理人人都明白。可是当真正面对财货、名利之时大多数人又会陷入迷茫，被这些身外虚妄之物所引诱，而忘记安危，忘记自己的身体、生命。他们为了财货放弃自身的价值和尊严，他们为了虚名不惜自贱其身。然而他们真的得到了名声和财货吗?未必，违背了立身处世之道，这种行为只会招致所有人的厌恶，最终他们所获得的虚名和荣誉也必将全部散去。

“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过分地爱惜名利必然会付出昂贵的代价;过分地积敛财富也必定会遭受严重的损失。圣人知道名利的虚妄，所以不会以宠辱害命，不会以得失伤身。很多人都希望建功立业、扬名四海，而真正的得道之人却选择效仿许由、巢父，归隐于山林。财货是身外之物，圣人不贵难得之货，美玉在他们眼里和顽石又有什么区别呢?因此，得到不以之喜，失去不以之忧。《吕氏春秋》记载，一个楚国人丢了一张弓，但他却不肯去寻找，别人问他，他说道:“楚国人丢了的，肯定被楚国人捡到了，何必去找?”孔子听到了这事，说道:“去掉‘楚国’两个字更好。”老子听到了这事，说道:“倘然去掉‘人’字就更好了!”可见，在老子心中，得与失都毫不重要。

“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知足则不争，不争则不辱;知止则早退，早退则不衰。所以处下者身安，居后者不损。范蠡远遁而全身，文种不退而亡命;张良归隐而保全，韩信贪位而丧生;霍光家族骄奢而灭族，张安世家族则慎俭而兴盛……他们遇到的都是同样的君主，但有人知止、知退，故能长存不败;有人则不知止、不知退最后反而身死家破。

需要注意的是，老子所言的轻名利、远欲望，并非是完全不接近这些。老子并不是一个极端遁世的人，他不反对人的基本需求，只是希望世人在声名利禄之前不要迷失了自己，知道知足常乐、知止不衰之道。

张良是秦末汉初刘邦身边的重要谋士，为刘邦统一天下建立了极大的功勋。汉朝建立后功臣宿将获罪者多，善终者少，但张良淡泊名利，及时隐退，不仅全身而退，其子孙也数代封侯。

张良出身于韩国贵族之家，他的祖上三代相韩。秦国灭韩统一天下后，张良图谋恢复韩国，他结交刺客，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的车架，但行刺失败，被迫逃亡。他逃亡至下邳之时，偶遇一位名黄石公的隐士，被授予《太公兵法》。

在秦末农民起义中，张良率部投奔刘邦。当时刘邦势力并不突出，但张良发现他是一个心胸广阔、不拘小节的人，一定能在乱世中崛起。张良曾游说项梁立韩国贵族韩成为韩王，他担任韩申徒。以韩申徒之职率军协助平定关中;鸿门宴上正是张良的计谋帮助刘邦脱离险境。后韩王成被项羽杀害，张良复归刘邦，成为其最重要的谋士。他向刘邦提出很多重要计策，如不立六国后代,联合英布、彭越，重用韩信等，又主张追击项羽，彻底歼灭楚军，使刘邦能完全统一天下。

汉朝建立后，刘邦大封功臣，此时人人都期望得到丰厚的赏赐和上等的封地，唯独张良淡泊名利。刘邦曾令张良自择齐国三万户为食邑，张良辞让，谦请封开始与刘邦相遇的留地（今江苏沛县)，刘邦同意了，故张良也被称为留侯。张良辞封的理由是:他在韩国灭亡后已经沦为布衣，布衣得封万户、位列侯，应该满足。看到汉朝政权日益巩固，国家大事有人筹划，自己“为韩报仇强秦”的政治目的和“封万户、位列侯”的个人目标亦已达到，一生的夙愿基本满足。

作为一个出色的谋略家，张良深知“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哲理，他晓得利物而不居，功成而身退才是世间大道。于是自请告退，摒弃人间万事，专心修道养精，崇信黄老之学，静居行气，欲轻身成仙。但吕后感德张良，劝他毋自苦，张良最后还是没有听从吕后的劝告,仍就远离人间烟火。司马光曾在《资治通鉴》中这样说:“以子房之明辩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即:以张良的智谋，肯定知道求仙成神的事是虚妄无功的，但他坚持这么做，远离权力之争，正是他智慧的表现。刘邦称赞的汉初三杰，韩信被杀，萧何也曾入狱，只有张良安身无事，就是因为他懂得人生不可太过完满，知道功名利禄这些身外之物不值得汲汲而求。

在乱世之中建功立业很难得，但能在建功之后懂得全身之道——即“不争”，则更加可贵。与张良同时代的韩信、彭越、英布都是一时之豪杰，但就是不懂这个道理。身居高位而不退，最后身首异处，只留下一声声后人的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