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知止不殆

这一章有两个要点，一生讲统治者如能以道的法则治理天下，自然会得到天下人的拥戴。二是讲“知止”。道是“无名”的，而文化思想、制度是“有名”的。对于文化思想的提倡、制度的运用用不要过分，要适可而止，这样才不至于出现危险。

道德存在于万物之中，而万物也都受着道德的支配和调节。如果合乎了大道和大德，那么一切事情都会顺其自然，人民安定，天下大治。然而大道和大德到底是什么呢？

“道常无名、朴。虽小，天下莫能臣。”至于大道，我们始终没有办法用一个固定的概念去描述它，但道又确实是存在的，它大到无穷大，小到无穷小。如果非要用一个概念去为它命名，那就是“朴”字。尽管“朴”字微小精致，但谁都无法让它臣服，谁也不能支配它。相反，它却主宰着人类万物。

只要得道之人能够守得住这个纯真的朴，那么天下间所有的事物都会自然而然地为他效劳，为他服务。不仅如此，就连上天和大地也会阴阳相合，润泽万物。而百姓也不需要帝王侯公去下什么命令．就可以自然和睦、无私无欲了。

不过．人类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这个局限性表现在什么方面呢？就是必须设立概念和名相。如果没有概念和名相，人们也就不能运用思维，也就不能认识事物了。所以，对于世间的每一个事物，我们都要先确定出一个概念和名相来，然后才能把这些事物以概念和名相的方式，植入我们的脑中，在我们的思维系统里运作。尽管人们确定的概念本身就存在着很多问题，但是一直努力地接近最终的真理。所以，我们不能否定名相的作用和意义，老子也是如此。尽管名相存在着极大的局限性．但是老子一直运用名相来认识事物。这是因为一旦离开了名相，老子就无法说话了，而我们也就无法领悟他的哲理了。

因此，当人类开始认识事物的时候，就制定出了名相和概念。不过老子认为，既然制定了名相和概念，就不要过于分别和执着于人们自己的认识。因为人们的认识是有限的，一切都要掌握个度，要适可而止。如果在自己的认识的支配下走得太远，就会违背真正的“朴”，从而破坏自然的平衡，自然也将给我们降下灾难。

大道生出万物，同时也存在于万物之中。换句话说，就是天下万物生于大道，但又回归于大道之中，时时刻刻不偏离大道，这就好比那天下的千万条河流，尽管流向多有变化，但最终都会归于大海之中。

君王在治理天下的时候，也应该像那大道一样，善于接受天下万物。然而，人们都习惯于分别，都喜欢美丽的事物，而厌恶丑陋的事物。对于那些王侯公卿，如何才能让他们处于下方而容纳天下万物呢？如果君王爱憎分明，习惯于分别别事物，百姓如何能够得到他们的庇护，又如何能够顺从依附他们呢？

因此，君王治理天下，就要像大道之朴那样善于处下，善于容纳天下万物，庇护天下万民，只有这样才能治理好天下，才能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总起来说，老子在本章中由治身之道扩展到治国之道，辩证地说明了道与法的关系。治身之朴，指的就是治国之法。朴是自然的、纯真的，治国之法也必须是正义而神圣的，任何人都不能居于这个法则之上。治国者如果能够实现法治，天下万民将自然归服。治国的法则在制定之初，具有详细而具体的内容条款。通过宣传学习，人们就具备了守法观念。那些不能遵纪守法的人，就要受到制裁。不

过，得道之人制定治国法则，不是为了惩罚人们，而是为了规范、约束人们的思想行为，从而减少犯罪的行为，维护社会的安定。所以说，立法是手段，止法是目的，只有使治国的法则和道德结合在一起，并最终以道德取代法则，社会才会安定，天下才会太平。

道，无形不系，常不可名。以无名为常，故曰“道常无名”也。朴之为物，以无为心也，亦无名。故将得道，莫若守朴。夫智者，可以能臣也；勇者，可以武使也。巧者，可以事役也；力者，可以重任也。

朴之为物，愦然不偏，近于无有，故曰“莫能臣”也。抱朴无为，不以物累其真，不以欲害其神，则物自宾而道自得也。天地相合，则甘露不求而自降。我守其真性无为，则民不令而自均也。

道是没有形象，抽象、永恒，不可以命名的。道永远是不能被命名的，所以说道常无名。像原木一样朴素、简单的特性体现在具体事物时，以虚无为心，也没有名字、无法言说。所以如果想得道，什么也不如持守原木的这种朴素、简单、天然。智者，可以利用他的才能；勇者，可以利用他的武功；巧的人可以让他去办事；有力量的人可以让他去抬举重物。

像原木一样朴素、简单的特性体现在具体事物上，没有某种特性突出能够被使用，接近于无，所以说不能被臣使。抱着朴素、简单的心理状态而无所作为，不以外物来牵累自己的真性情，不以欲望来影响自然规律的作用，其他事物就会自然宾服，而道就自然得到了。天地的阴阳之气相互作用，甘露就自然而然地降下来。我持守的本性无所作为，百姓们就不用指挥命令而自然规整有序了。

始制，谓朴散始为官长之时也。始制官长，不可不立名分以定尊卑，故始制有名也。过此以往，将争锥刀之末，故曰“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也。遂任名以号物，则失治之母也，故“知止所以不殆”也。

川谷之与江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归者也。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故曰“犹川谷之与江海”也。

始制，就是朴素、简单的性质分散在万物之中并在其中发挥引导作用的时候。既然万物都有了引导者，就不可以不设立名分来区分高贵与卑微，所以说万物从最初始的运作就都有各自的名分。从这开始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万物就将开始争夺利益，所以说有了名字的都是物质性的，物质性的事物都有它们的局限。所以由名字来称呼、区分事物，重视事物间的区别而忽视了万物的道的统一性，就是天下治理不好的原因，所以说知道停止，才能没有危险。

是河流流进江海，而不是江海召唤河流，河流是不用召唤、不用要求自己流过去的。行道的人，不需要他发号施令，万物都能得到公平的对待，不需要他去为自己谋取利益就自然能够得到，所以说就像河流自然而然地流向江海一样。

朴，性也。道常无名，则性亦不可名矣。故其为物，舒之无所不在，而敛之不盈毫末。此所以虽小而不可臣也。故匹夫之贱，守之则尘垢秕糠足以陶铸尧舜；而侯王之尊，不能守，则万物不宾矣。冲气升降，相合为一而降甘露，吻然被万物，无不均遍。圣人体至道以应诸有，亦如露之无不及者。此所以能宾万物也。

朴，就是本性。道是永远无法言说的，而本性也是不能言说、不能命名的。所以它体现在具体事物中，延展无处不在，收敛起来比叶芽还小。这就是为什么朴虽小却无法像君王对待臣下一样地去指使它。所以卑下的百姓如果能守本性，就像尘土、糟糠能烧成陶器一样，也能成为尧舜那样的大人物；而身份尊贵的侯王，如果不能守住本性，万物也不会服从他。阴阳二气合二为一就会降雨，普遍均匀地落在万物之上。圣人体察根本的道而对每一事物都有所回应，也像下雨一样的均匀。所以能够使万物服从、归顺。

圣人散朴为器，因器制名，岂其徇名而忘朴，逐末而丧本哉！盖亦知复于性，是以秉万物而不殆也。江海，水之钟也；川谷，水之分也。道，万物之宗也；万物，道之末也。皆水也，故川谷归其所钟；皆道也，故万物宾其所宗。

圣人将原木般简单、质朴的本性化入具体的事物中，以事物的物质状态来命名，怎么能因为知道了名字和外部特征就忘记了本性，追逐次要的、表面的而丧失了根本呢？知道应该恢复于本性才能在万物中体会道而不会有危险。江海，是一钟的水；河流，是一分的水（钟是比分大一级的计量单位。）道是万物的本始；万物是道的具体表现。道和万物就像江海和河流都是水一样，本质是相同的，所以河流汇集成江海，万物都宾服于道。

通过前面叙述我们知道老子反对通过战争、暴力来取得天下，认为战争只是在不得不用的时候才可以采用，而且还要怀着悲悯的心情去对待它。既然战争不可以凭恃，应该如何取得天下呢?就是“道”。老子说“道”虽然是无法名状的、原始朴素的、幽隐难见的，但它却是宇宙中最基本的规律，万事万物都不能让它臣服，而应该依照着“道”而运行。所以，侯王如果想要得志于天下,也不能违反“道”，如果其政合乎于“道”，那么天下就自然而来了，就像百川归海那样自然。

这和儒家思想相近，虽然他们提倡的“道”和“仁德”是有区别的，但在取得天下不靠武力上却十分一致。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孟子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可见只要君主依从“道”，而合乎君王之德，天下就自然归顺于他。所以舜迁到哪里，哪里就成为城邑;商汤以七十里得天下;周文王以百里取天下。夏桀、商纣、隋炀帝坐拥天下却身死国灭。

“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将知止”，万物出现以后，就需要对其进行描述、表述、定位，这就是“名”，名分有了之后，就应该依照“道”去运作，无论是对事物，还是对自己都应该知道适可而止的道理。一个制度建立以后，其中的方方面面都应有确定的名分，人要遵守这些规则，不可随意逾越;要知道自己的能力限度，才能找准自己的位置，不至于遭受祸患。儒家就十分重视“名”，如果说老子的“道”是天地自然之规则，那么儒家的“名”则是仁义礼智之规则。老子强调先天存在的规则，孔子则强调经过贤人改造的规则。所以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说:“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显然，儒家将“名”作为一切政策的根据，而老子则认为“名”只是由“道”衍生出来的，对“名”应“知止”，让它依从于“道”，这样才会不危不殆。

我们在现实中既要看到“名”对制度存在的巨大作用，同时也应注意不要“为名所困”，僵化桎梏，最后“被名所累”。先贤制定“名分”是为了便于行事，使社会有秩序，符合于“道”，而非扭曲“道”以让他适用于“名”。叔孙通治礼乐使朝廷秩序井然，这是“名”的进步意义，而那些“君要臣死……”“夫为妇纲”的陈规旧俗则是“名”之过。只有认识到这不同的方面才能让“名”合乎“道”，依其行事才能不殆。

中国人自古看重名分、规矩，认为遵守祖制、传统是处理大事的重要原则。《吕氏春秋·仲冬纪》上记载了这样一件事。纣王同母兄弟共三人，老大是微子启，老二叫中衍，老三就是纣。他的父母开始想立微子启为太子，但太史不同意，因为他们生微子启时，他的母亲还是妾，后来做了正妻以后才生的纣，按照礼法，嫡子才能被立为太子。太史称:“有妻的儿子就不能立妾的儿子。”因此纣被立为了继承人。微子启十分贤德，后来被孔子列为“殷之三仁”之一。而纣却荒淫自大，最后导致殷王朝灭亡。故而《吕氏春秋》感慨说:有这样的法度，还不如没有法。

然而对于此事司马光却说:“如果让微子启代替纣王，殷商就不会亡国;让季札做吴王，那么吴国就不会混乱。但他们宁愿亡国也不这么做，就是因为礼节不能乱。”司马光的说法遭到了后世很多人的批评，从老子的观点看，他就是忽略了“名”也应该“知止”。过分在乎名分就会造成危殆。正如司马光所在的北宋，没有违反礼法，选了个不懂治国，只知道嬉戏玩乐的宋徽宗做皇帝，到头来还是一样亡国。

其实，古代也有在选择继承人时不被礼法、名分所拘束的智者。春秋时，赵简子就是这样的人。当时晋国各个世卿之间斗争十分激烈，一个家族一旦选出一个不合格的继承人来就有可能被其他家族击败、淘汰，他们在选择继承人时都十分谨慎小心。

赵简子有很多儿子，其中一个妾为他生了个儿子叫毋恤，这个孩子因为是庶子，所以在诸子中名分最低，连赵简子都忽略了这个儿子的存在。毋恤虽然不受重视，长得又丑，但他从小就敏而好学、胆识过人，不似哥哥们那样纨绔,久而久之，引起赵氏家臣姑布子卿的注意。姑布子卿素来以善于给人看相而取信于赵简子。一天，赵简子将他招来，请他给自己的儿子们看相，当时毋恤并未被招去。姑布子卿看了半天，只是摇头，赵简子心中十分失落，以为自己的儿子竟然没一个被看得上的。这时姑布子卿说，刚才进门时看到了一个孩子，十分有富贵相，将来一定可以兴盛家族，不知是谁?于是赵简子把所有孩子都招来，姑布子卿趁机推荐了毋恤，从此他的父亲才开始重视他。

赵简子十分注重对儿子们的教育和培养。他将训诫之辞，书于若千竹板上，分授给诸子，要求他们认真习读，领悟其要旨。并告诉他们三年之后要逐一考查。然而在考查时，他的儿子们包括太子伯鲁，没一个能背得出竹板上的内容的，甚至连竹板也不知遗失何处。只有毋恤对竹板上的训诫背诵如流，而且始终将竹板携藏于身，经常检点自己。于是，赵简子开始相信姑布子卿的推荐了，认为毋恤为贤。

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赵简子又对他们进行了更深的考察。有一天，他召见儿子们说:“我将一宝符藏于常山之上，你们去寻找吧，先得者有赏。”于是，诸子纷纷前往常山寻宝。可是，他们谁也没有找到宝符，只得空手而归。只有毋恤说:“我得到了宝符。”赵简子闻听便让他将情况道来。毋恤说:“凭常山之险可以居高临下进攻代国，代国即可归赵所有。”赵简子听罢高兴异常，顿觉只有毋恤明白自己的良苦用心，是赵氏难得的继承人。于是，废掉了长子伯鲁，破例立毋恤为太子，就是后来的赵襄子。

赵襄子后来果然成为一位出众的家族领袖，他顽强能忍、具有远见，带领赵氏抵抗智伯，最后联合韩魏共同攻灭最强大的智氏，为三家分晋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