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圣智不足以知道，使圣智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圣智之本而见其末，以为巧胜物者也，于是驰聘于其末流，而民始不胜其害矣。故“绝圣弃智，民利百倍”。没有圣明、智识是无法了解道的，让圣明、有智识的人来治理天下，怎么会不以道来处理万物呢？但是世人只见到了智慧的肤浅表现，却见不到智慧的根本…
非圣智不足以知道，使圣智为天下，其有不以道御物者乎？然世之人不足以知圣智之本而见其末，以为巧胜物者也，于是驰聘于其末流，而民始不胜其害矣。故“绝圣弃智，民利百倍”。
没有圣明、智识是无法了解道的，让圣明、有智识的人来治理天下，怎么会不以道来处理万物呢？但是世人只见到了智慧的肤浅表现，却见不到智慧的根本，以为机巧就能够取胜，于是在道的末流大肆折腾，而百姓不能承受这样造成的损害了。所以说抛弃对圣明与智识的肯定、景仰和追求，民众可以获得百倍的好处。
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仁义所以为孝慈矣，然及其衰也，窃仁义之名以要利于世，于是子有违父，而父有虐子，此则仁义之迹为之也。故“绝仁弃义，则民复孝慈”。巧所以便事也，利所以济物也。二者非以为盗，而盗贼不得则不行，故“绝巧弃利，盗贼无有”也。
仁爱而遗弃亲人的人是不存在的，正义而背叛君主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仁义表现为孝顺慈爱，但是到仁义的衰颓的时候，不仁义的人们以仁义的名义去寻求利益，于是有孩子违逆父亲，有父亲虐待孩子，如果把仁义比作车轮，种种乱象都是由仁义的车轮滚过地面留下的痕迹，这痕迹虽然显示了车轮的滚过，却是车轮碾压与排斥的东西。所以说杜绝对仁义的肯定、景仰与追求，民众才能恢复到子孝亲慈的天性。巧，能使事情方便易行；利，能够扶助、促进事物的发展。具备这两者的不一定是盗贼，而盗贼一定具备这两者，所以说远离对机巧的使用和对私利的追逐，盗贼也就没有了。
世之贵此三者，以为天下之不安，由文之不足故也。是或属之圣知，或属之仁义，或属之巧利，盖将以文治之也。然而天下益以不安，曷不反其本乎？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而天下各复其性，虽有三者，无所用之矣。故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此则圣智之大、仁义之至、巧利之极也。
世人珍视这三种东西，造成天下的不安定是因为这些都是无足轻重的纹饰、装点。有人提倡圣明、智识，有人提倡仁义，有人提倡巧利，都是用肤浅的纹饰来治理。然而天下反倒更不安定了，为什么不返回纹饰的根本呢？使人们的感官清净，内心朴实，减少对自己的关注和对欲望的追求，则天下人都恢复他们的本性，虽然有那三样东西也没什么用处了。所以说我无为，人们就自我发展；我好静，人们就会自然端正言行；我不妄加指挥，人们自然富足；我没有贪欲，人们就自然朴实。这就是最圣明、智慧的圣智，最仁慈正义的仁义，最巧妙有利的巧利。
然孔子以仁义礼乐治天下，老子绝而弃之，或者以为不同。《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之虑后世也深，故示人以器而晦其道，使中人以下守其器，不为道之所眩，以不失为君子。而中人以上，自是以上达也。
但是孔子以仁义礼乐治理天下，老子却弃绝它们，有人以为他们不一样。《易经》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孔子为后世考虑的很多、很深刻，所以向人们展示的是具体、实在的形式，而隐藏了真正的道，使中等层次以下的人遵守具体的、实在的形式，不被道的高深莫测弄迷糊，如此也不失为君子。而中等层次以上的人自然应当追求最高的道。
老子则不然，志于明道，而急于开人心，故示人以道而薄于器，以为学者惟器之知则道隐矣，故绝仁义、弃礼乐以明道。夫道不可言，可言皆其似者也。达者因似以识真，而昧者执似以陷于伪。故后世执老子之言，以乱天下者有之，而学孔子者无大过，因老子之言以达道者不少，而求之于孔子者常苦其无所从入。二圣人者皆不得已也，全于此必略于彼矣。
老子不是这个样子，他立志要人们明了大道，而急于开化人心，所以对人讲大道，而忽视了具体的、实在的形式，认为治学的人只知道具体的、表面的知识，道就体会不到了，所以主张弃绝仁义礼乐来使人明道。道是不可言说的，可以言说的都是与道相似的东西，而不是道本身。通达的人因为相似所以能从这种言说中认识真正的道，而头脑不清醒的人看到相似的就以为是真的。所以后来的人以老子为指导，有祸乱天下的，而学孔子的人通常没有大的过错。因为老子的言说而得道的人不少，而通过学习孔子来求道的人常苦于无从入手。两位圣人都不够全面，重视了此就难免忽视了彼。
【经典解析】
有人认为老子反对一切文化思想，是想让人民归于最原始的愚昧状态，是愚民思想的先驱、愚民政策的鼓吹者。老子思想固有反智倾向，但并不是为了愚昧民众。老子所真正反对的是那种在人们交往中的奸诈巧智、假仁假义，让人们免去权利、欲望的诱惑，做到心灵上的自由。
老子所生活的时代，诸侯纷争，战乱四起，所有的战争无不是打着维护礼义、为天下的旗帜;所有的统治者，无一不以圣贤自居;而那些纵横游说的政治家、思想家们也无一不是世人心中的“智者”，他们用给诸侯带来“利”的学说而挑拔战争，求取功名。在老子眼中，这正是战火频仍、民不聊生的根源。
所以老子从他所观察到的时代出发，认为这些“圣智”、“仁义”、“巧利”，才是大道废的祸根。人们与其有这些“仁义”、“巧智”还不如没有，还不如归复于那种理想中的无知无欲、无争无斗的状态。
《庄子》中曾有这样的描述:远古时候，人们结绳记事，将粗疏的饭菜当作美味，将朴素的衣服当成美服，在淳厚的风俗中快乐地生活，居所简陋，但人们却安适于其中，邻近的国家相互观望，鸡犬之声相闻，百姓到老死也不相往来。那才是真正的太平盛世。如今，百姓伸长脖子、踮起脚跟说“某个地方出了个圣人”，于是带着粮食急趋而去，抛弃双亲，放弃自己的事业，往来奔波，这都是追求圣智而不遵循大道的过错。
快乐的含义很复杂，有人说学习是快乐的，有人说无知最快乐;有人静坐冥想很快乐，有人将攀山越岭当作快乐;对于很多百姓来说没有战乱、安居乐业就是快乐，但张仪、苏秦这样的名士却将建功立业、名扬天下当作快乐;有的君主整天就喜欢饮酒作乐，有的君主却宵衣旰食而不知疲倦....老子认为是智慧、名利让那些人不安于现状，而劳神伤骨的。在现实的社会中，我们只能说老庄等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我们在看到他们这种美好理想的同时，也应看到其局限性，一方面学习老子放弃小聪明、小利益，遵循大道的理念;一方面也应看到其过于理想化的缺点:完全放弃巧智、利益的人根本无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