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功成事遂

【原文】
 
太上①,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悠兮其贵言③。功成事遂③,百姓皆谓:我自然。
 
【注释】
 
①太上:最上等的。
 
②贵言:珍惜言辞,即很少发号施令。
 
③事遂:把事情做好了。
 
【译文】

圣人治民,人民感受不到他的存在:其次的统治者,人民亲近他、赞誉他;再次的统治者,人民畏惧他:更次的统治者,人民轻蔑他。统治者的威信不足,人民才不相信他。圣人施道,悠闲自在,少发号施令。事情办成功了,老百姓会认为:"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
 
【导读】

统治者的四种层次,不同的次人民对待他的态度也名不相同。其中最好的统治者,悠闲自在,很少发号施令,人民其至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当事情办好之后,人民会认为自已本来就是这样的。
 
【解析】

在本章里,老子主要论述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问题,他主张无为而治,无为的真正内涵是无不为,只有达到了这一境界,才能实现国泰民安。那么统治者怎样才能达到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呢?
 
老子说大道无言而长存,大道无为而长能,真正的治国之道是无为而无不为。人们也常说“强扭的瓜不甜”,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人之所以“强扭”,是因为还没等到瓜熟蒂落,而没长熟白勺瓜又怎会甜呢?这是因为人们没有顺应自然规律,而是凭着自己的感觉主观臆断,这样必然会自食其果。这里的自然规律也可称为“道”。在现实生活中,一旦人们违背“大道”就必然会受到惩罚,为了不受大道的惩罚,毫无疑问,人们就必须合乎大道的规律,一旦人们的行为与大道吻合,就会自由自在、事半功倍。退一步讲,统治者要想不受大道的惩罚,就必须顺应大道,做到无为而治。
 
老子在本章里将统治者分为四个等级,他们分别是:太上、其次、其次、其次、、为了便于理解,我们不妨将以上四个等级看作:太上、其次、再其次、最次。即最高级的是无为而治的合道之王;其次是立圣言、重信诺以召引天下之士的王道之王;再次是以强力征服天下并以威严震慑人民的霸道之王;最次的则是群起而侮之的末路之王。
 
“太上”有两个意思:一是最高明的统治者;二是遥远的上古时代。这里指的是最高明的统治者。老子对“太上”的肯定,说明老子对像道那样的“看不见的手”的统治非常推崇,标示着老子对有为政治的反对。在老子看来,最高明的统治者应当实行无为之治,治理国家和人民时采取一种自然而然、不横加干预的政策,这种政策的特点是尽量减少自己对国家和人民施加强有力的影响,不增加人民的经济负担,不对外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因而民众感觉不到他的存在。最高明的统治者采用的是顺应自然规律的方法,不对人民生活进行干涉,所以人民生活得自在安乐,没有怨尤的对象,也就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了。
 
“其次,亲而誉之。”这是稍逊一等的统治者,这种统治者的特点是给人民施以恩惠,人民亲近他赞誉他,他施惠于民,但不高高在上,不让人民感觉到他的特殊性,他可亲可敬,和人民相处融洽。
 
“其次,畏之。”这种统治者声色俱厉,经常摆出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神态,并用强制手段来确保国家机器的运转,统治者和百姓的关系视同水火。统治者制定出苛刻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的制定则直接威胁到了人民的生命安全,老百姓对其心怀畏惧,常常处在暗无天日的悲惨境地,在忍气吞声中不断积累仇恨。
 
“其次,侮之。”这是最下等的统治者,这种统治者专横跋扈,不把老百姓的生死放在眼里,甚至不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子民,而是把他们当作奴隶来对待,对他们进行奴役、辱骂。老百姓对这种非人的待遇忍气吞声,等到忍无可忍的时候,他们也会被逼上梁山,揭竿而起,反抗暴政。
 
因此,老子推崇的是实行无为之治的统治者,因为他们不会轻易向人民发号施令,他们慎言谨行,决不破坏老百姓的生活规律,老百姓遵循大道,统治者不必劳神苦思,国家就得到了治理,百姓也过上安宁的生活。生活富足安定,百姓就感觉不到统治者的存在,觉得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百姓有了这种感觉,自然心中没有感激之情,没有感激之情也就无所谓仇恨,没有仇恨,国家自然太平。这样的场景,正是老子对“百姓皆为我自然”的最好描绘,这也就达到了老子所谓的道的境界。所以,统治者要想成为“太上”,就要取信于天下,顺应自然,这就实现了“王道”。

王弼《道德经注》

太上,谓大人也。大人在上,故曰“太上”。大人在上,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故下知有之而已。言从上也。不能以无为居事,不言为教,立善行施,使下得亲而誉之也。
 
太上,是指伟大的领袖。他的地位在上,所以叫太上。他的地位高高在上,不以自己的意图妄自作为,不以自己的观念和言辞妄加教导,让万物自然发展变化而不去改变、创立,所以地位低下的人们只知道有这样一位领袖,而不知道他都做过什么、说过什么。这是以崇尚最上层次的道的规律来统治。不能以无所作为的准则来处理事情,不能做到不用自己的观念和言辞来教导,而是设立善的标准、模范,施与百姓利益,使百姓爱戴、赞扬他。
 
不复能以恩仁令物,而赖威权也。不能法以正齐民,而以智治国,下知避之,其令不从,故曰:“侮之”也。夫御体失性,则疾病生;辅物失真,则疵釁作。信不足焉,则有不信,此自然之道也。已处不足,非智之所齐也。
 
不再能以恩德仁爱使事物服从,而依赖威严的生杀奖惩之权。不能褒赏正确的行为、贬罚错误的行为来管理百姓,而以智谋、欺诈来治理国家,百姓识破而巧妙地回避法令,法令因此不被遵从,所以说百姓轻蔑、侮辱它。过分看重物质性的身体会失去本性,疾病就出现了;过分执着于外物就失去了自己的本真,错误、瑕疵就出现了。人若失信,别人也会对他失信,这是自然规律。已经处于不足、被动的地位,不是智力能够扭转局势的。
 
自然,其端兆不可得而见也,其意趣不可得而睹也。无物可以易其言,言必有应,故曰“悠兮其贵言”也。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不以形立物,故功成事遂,而百姓不知其所以然也。
 
如果领袖按照自然规律去治理百姓,谁都无法看到他行使权力的预兆,谁也都无法了解他的动机和想法。他说出的话什么也不能令它改变,说了就一定做到,所以说悠然而珍惜自己的话语。不以自己的意图妄自作为,不以自己的观念和言辞妄加教导,不只以形态来定义事物,所以功绩达成、事情完工,而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苏辙《老子解》

以道化育天下,而未尝治之,民不知其所以然,故亦有之而已。以仁义治天下,其德可怀,其功可见,故民得而亲誉之。其名虽美,而厚薄自是始矣。以政齐民,民非不畏也,然力之所不及,则侮之矣。
 
以道来指引、哺育天下万物,而不用行政等手段去治理,百姓不知道天下是怎样得到治理的,所以只是知道有位领袖。以仁义来治理天下,他的品德人们都记在心里,他的功绩人们都看在眼里,所以百姓都亲近赞美他。名声很美好、很伟大,但是对善恶美丑爱憎不同的态度已经萌芽了。以行政和法律手段来管理百姓,百姓不是不害怕,然而政权的力量未能达到的地方,百姓就会轻蔑、侮辱统治者。
 
吾诚自信,则以道御天下足矣。唯不自信,以加之仁义,而重之刑政,而民始不信。圣人自信有余,其于言也犹然。贵之不轻出诸口,而民信之矣。及其功成事遂也,则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矣。
 
我如果能真正地相信自己的德行、能力,那么以道来统治天下就足够了。只有不自信才会再施与慈爱正义,并重视行政和法律体系的建设,而百姓则开始不信任统治者了。圣人充分地相信自己,对于自己说的话也充分地自信有能力兑现。珍重自己的言语而不轻易说出口,百姓就会信赖他。等到功绩达成、事情完工,百姓逐渐变得善良而远离罪恶,自己却没有察觉。
 
【经典解析】

老子认为最好的统治者根本不用费尽心力去治理百姓,他只需要有足够的威信,悠闲自在地垂拱而治就可以了。而这种威信的来源正是“贵言”,即少发号施令。太多的政令,朝令夕改只能让人民更加困苦,让百姓不知所从。在老子眼中,政府不是管理人民的权力机构,而只是调节人民、使人民做事顺从自然之道的工具。平时政府和人民各安其是即可,人民不需要知道统治者的存在。
 
在《帝王世纪》中,记载了帝尧之世,“天下太和,百姓无事,有五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日:大哉尧之德也!老人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可以说是对老子的“百姓皆谓‘我自“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然”的最好描述。儒家讲以德治国,孟子说:“明君治国使百姓爱戴,万民称颂,然而在老子眼中这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仅仅是使百姓“亲之誉之”的次一等的统治者了;至于,实行严刑峻法,令人民生畏的法家,则又次了一等;那些朝令夕改,毫无威信的使人民轻视的统治者则为最次的。
 
老子的想法固然是好的,然而我们也应看到,这只是老子的一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人性是多样的,尤其是在经历过大乱、大变动的时代,有时一味地让人们自由发展并非最好的办法。人们常说:“乱世用重典。”即是如此。我们应用发展的眼光看待老子的学说,在认识到其政治理念的时候,也应看到它的时代性、局限性。否则否则只能是胶柱鼓瑟,采用错误的方式。
 
【哲理引申】

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并不是真正的毫无所为,他所说的“贵言”,也不是“无言”。无为而治的思想,要求统治者减少对人民的干扰,避免让政令扰乱人民的正常生活,但并不是对人民过于放纵。相反,对于作奸犯科之人应及时纠正,对于不合理的政策应及时调整。
 
《左传。昭公二十年》就记载了为政过宽的错失。郑国的子产病重。他对子太叔说:“我死以后,您必定主政。只有道德高尚的人才能够用宽厚的政策使民众服从,其次的政策没有比严厉更有效的了。比如火势猛烈,人们望见它就害怕,所以很少有人死于火。水性柔弱,民众亲近并和它嬉戏玩弄,所以死于水的人就很多,因此宽厚的政策,实施的难度要大。”子产病数月后就去世了。
 
太权继任主政郑国,不忍心采用严厉的政策而实行宽厚政策。郑国因此很多盗寇,他们招集人手聚集于萑苻泽中。子太叔很后悔,说,“我早点听从子产的话,就不至于弄到这个地步。”于是出动士兵去国剿萑符泽中的盗寇,将他们全部杀灭,从此盗贼活动才稍稍平息。
 
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好啊!政令宽大民众就息慢,民众息慢就用刚猛的政策来纠正。政策刚猛民众就受伤害,民众受伤害了就施与他们宽厚的政策。宽厚用来协助刚猛;刚猛用来协助宽厚,政治这才得以和谐。”
 
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可谓是“无所为”的典范。朱翊钧登基时有老师张居正辅佐,还没什么太大的过失,等张居正过世后,他就开始沉湎于酒色之中。竟然三十年不出宫门、不理朝政、不郊、不庙、不朝、不见、不批、不讲。万历十七年(1589年),朱翊钧不再接见朝臣,内阁出现了“人滞于官”和“曹署多空”的现象。以至于朱翊钧在位中期以后,方入内阁的廷臣不知皇帝长相如何,国家重臣虽对政事忧心如焚,却无计可施,仅能以数太阳影子长短来打发值班的时间。官员上奏的奏折,他都随意抛在一边,从不批复,国家各个机构的官员都出现大量缺失,他也不闻不问。他这样的“无为而治”使好好的一个大明江山逐渐滑向了衰落、崩溃的深渊。
 
可见为政之道并非是一成不变的,有的人过于勤政,但拯救不了王朝的危亡;有的过于“无为”,也治理不好国家;有因为过于相信儒学而德治失败的;有过分依赖严刑酷法而导致败亡的。学习老子的治国为政之道也是如此,它最大的前提就是得“道”,即参悟透事物发展的规律,用发展的眼光去看如今社会需要什么政策。老子一切的治国、处世思想都是在对“道”的理解之后,得出来的。人们应看到事物发展的一面,立足于现实,才能采用正确的行事、治世方式。



延伸阅读:

管理者的最高境界: 建立好制度,让组织自行运转

管理者的第二境界:施与被管理者恩惠

管理者的第三境界:使被管理者畏惧

管理者的最低境界:被管理者甚至会侮辱管理者

最高境界的管理目的:让被管理者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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