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宠辱不惊

本章主要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宠辱若惊”，一是“贵大患若身”。这两句是《道德经》里经典的语录，老子对宠辱、进退均有独到的见解。

“宠”指非常道，“辱’’指常道。“宠”字的构成是宇宙中有“龙”的样子。在古代的易道八卦学说中，龙是一个极重要的概念，因为宇宙八方是靠六个龙头的不断延伸才得以形成的。因而中国人便有“龙的传人”之说。而“辱”字的构成则是用手掌握拿捏好时辰分寸的样子。“惊”字为“敬马”之合。庄子说：“万物一马也。”所谓“一马”也就是“道”。如此说来，“惊”字也就可以看作是“敬道”。所以，宠辱若惊是指宠和辱都要以道为其归依。

人作为情感动物，对荣辱的情感体验十分敏感，因为芸芸众生奔走于各种名利场，不可能完全摆脱荣辱的影响。面对荣辱，人们总会有所反应。比如，受到别人恭维和赞许时，心里会感到喜悦；但这种喜悦是短暂的，因为人有患得患失的特点，得到宠爱并不会令我们永远快乐；同样，当我们受到别人的冷眼、辱骂、轻视的时候，我们也会表现出不安、惊恐；其实，这一切都是由人类自身的弱点决定的，因而人无论得到宠爱还是得到屈辱都会忧心忡忡，惶惶不可终日。所谓“贵大患若身”，贵，以之为荣，看重；大患，极强的忧虑；若，如。得宠就惊喜，受辱就惊惧；把心中的忧虑看得与自身的生死存亡同等重要，“宠辱若惊，贵大患若身”是世间一般人的普遍心态。

在老子看来，人在荣辱面前的这种表现，虽是常态．但都是不正常的。因为荣辱都是一时虚名，事过境迁之后便成过眼云烟。人不能远离荣辱，但也不能成为荣辱的奴隶。只有看淡荣辱、超然自守的人，才能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成为自己的主人。

为了便于人们理解，老子还对上述观点作了解释：“何谓宠辱若惊？宠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是谓宠辱若惊。何谓贵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也就是说得宠和受辱同样惊恐，重视大的祸患如同重视生命。什么叫得宠和受辱同样惊恐？得宠是卑下的，获得它时好像受到惊吓，失去它时也好像受到惊吓，失宠也令人不安。这就叫做作得宠和受辱同样惊恐。有身，就是心里还存有自身的利益；为，因为；及，如果；无身，无自身利益之念。为什么世间常人会存在这些普遍的弱点呢？老子又对产生这种心态的原因作了分析，他认为，世间常人之所以总是念念不忘其自身利益，并且为自身利益而患得患失；就是因为常人身上缺少精神追求，老子没有直接告诉人们他所提倡的人生精神追求是什么，而是用可当大任者和不能当大任者来进行对比，以此来说明人们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精神追求：“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如果以自身的患得患失去治理天下，那么你只配寄身于天下而做个普通之人，绝不配去治理天下；如果你像爱惜自身那样去爱惜天下，那么就可以把天下事托付给你，让你去治理天下。老子所提倡的人生精神追求观，就是把自身融于天下之中，没有自己的利益，只有天下的利益。自第九章至此，老子讲的都是修德而非修道，其实，修道要比修德更高一个层次。修德讲：求“生而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讲求“无之以为用”及“爱以身为天下”，而修道讲求的是纯粹的自然和无为。

在现实生活中，一般人对于身外的荣辱得失十分看重，甚至许多人重视身外的宠辱远远超过自身的生命。人生在世，难免要与功名利禄、荣辱得失打交道，许多人是以荣宠和功名利禄为人生最高理想，目的就是为享荣华富贵、福佑子孙。总之，人活着就是为了寿、名位、货等身外之物，对于功名利禄，可说是人人都需要。但是，把它摆在什么位置上才好呢？如果你把它摆在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位置上，那就大错特错了。老子从贵身的角度出发，认为生命远远贵于名利荣宠，要清静寡欲，一切声色货利之事，皆无动于衷，然后可以受天下之重寄。因此，老子认为，没有必要视荣宠为宝贝，也没有必要视耻辱为洪水猛兽，两者没有必然的界限，并非势同水火，关键在于如何看待。如果善于正确对待，耻辱就会变成荣宠的垫脚石；如果不善于对待，荣宠就会变成耻辱的前奏。正确对待荣辱，就能豁达处世，不至于为荣辱所羁绊。

宠必有辱，荣必有患，宠辱等，荣患同也。为下得宠辱荣患若惊，则不足以乱天下也。大患，荣宠之属也。生之厚必入死之地。故谓之大患也。人迷之于荣宠，返之于身，故曰“大患若身”也。无以易其身，故曰“贵”也。如此乃可以托天下也。无物可以损其身，故曰“爱”也。如此乃可以寄天下也。不以宠辱荣患损易其身，然后乃可以天下付之也。

有受宠的时候也必然有失宠的时候，有荣耀的时候也必然有落魄的时候。宠和辱，荣誉和患难都是本质相同、根源相同的。地位低下的人遇到宠、辱、荣誉和患难的时候都像受了惊吓一样，天下就不会动乱了。大患，是指荣宠一类人们乐于享受的事物造成的影响。生存的条件太优厚了必然就会进入有死亡威胁的状态。所以管它叫大患。人执着于荣誉和宠爱，这样做的影响反过来作用到自身，所以说是“大患若身”。不被外物改变自身叫做贵，这样才可以将天下托付于他。没有外物可以使自身受损，所以叫爱，这样才可以将天下寄托于他。荣辱荣患不会使自己改变，然后才能担当天下大任。

古之达人，惊宠如惊辱，知宠之为辱先也。贵身如贵大患，知身之为患本也。是以遗宠而辱不及，忘身而患不至。所谓宠、辱，非两物也。辱生于宠，而世不悟，以宠为上而以辱为下者，皆是也。若知辱生于宠，则宠固为下矣。故古之达人，得宠若惊，失宠若惊，未尝安宠而惊辱也。所谓若惊者，非实惊也，若惊而已。

古代通达的人，惊恐于得宠就像惊恐于受辱一样，因为他知道得宠之后必然有失宠受辱的一天。重视自身就像重视大的灾祸一样，因为他知道身就是祸患的根本，祸患通过人的身才能作用于人。所以远离宠爱也就不会招来耻辱，不以自身为意，祸患就不会到来。荣辱不是两种事物。耻辱从宠爱而来，但是世人不领悟，以宠爱为高贵，以耻辱为卑下，都是不领悟的体现。如果知道耻辱生于宠爱，那么宠爱就必然是卑下的了。所以古代通达的人，得到宠爱与失去宠爱都会惊慌，不曾对宠爱感到安逸，也不只对耻辱感到惊慌。所说的如同惊慌一样，并不是真正的惊慌，只是如同惊慌。

贵之为言难也，有身，大患之本，而世之士难于履大患，不难于有其身。故圣人因其难于履患，而教之以难于有身，知有身之为难，而大患去矣。性之于人，生不能加，死不能损，其大可以充塞天地，其精可以蹈水火、入金玉，凡物莫能患也。

然天下常患亡失本性，而惟身之为见，爱身之情笃，而物始能患之矣。生死病疾之变攻之于内，宠辱得失之交撄之于外，未有一物而非患也。夫惟达人知性之无坏，而身之非实，忽然忘身，而天下之患尽去，然后可以涉世而无累矣。

贵在这里的意思是以某事为困难的，有身，是遭受祸患的根本，而现在的人们觉得遭受大患很难过、很痛苦，而不觉得拥有身体很难过、很痛苦。所以圣人通过人们对患难的厌恶来教育人们拥有身体才是祸患的根源，人们知道了有身而引起的难过、痛苦，而不去看重自己的身，祸患就可以避免了。人的本性，生不能增加，死不能减损，变大了能够充满天地之间，发挥神通可以不畏水火，自由出入坚硬的金玉，一般的东西都无法损害到它。

但是人们常常害怕失去本性，而只关注自己的身体，爱惜身体的感情过于迫切，外物就能够通过身体来影响人的本性了。自然的成长、衰老、疾病与死亡在体内作祟，宠辱得失在外纠缠，什么东西都能影响伤害到人。唯有通达的人知道人的本性是不可能被破坏的，而身体不是根本的，所以他忽略、轻视自己的身，天下的祸患就都影响不到他了，这样之后他就能在社会中生活而不受牵累了。

人之所以惊于权利、溺于富贵，犯难而不悔者，将以厚其身耳。今也禄之以天下，而重以身任之，则其忘身也至矣。如此而以天下予之，虽天下之大不能患之矣。

人之所以为权利的得失担惊受怕，沉溺于富贵，以至于铤而走险都不后悔，是要让身体得到优厚的享受。现在要为天下带来好处，以身体来担当责任，是忽视自身的极致了。这样把天下交给他，天下再大也不会有祸患。

宠和辱，在人们印象中似乎是截然不同的待遇，一个是受到礼遇，喜爱，一个是受到侮辱、轻视，避辱而求宠是人之常情。但在老子眼中，宠辱都是相同的，它们都会让人“若惊”。受到宠幸，得宠者就会心中欣喜，一方面乎所以，容易导致邪行:另一方面，宠是别人的恩惠，是卑下者才会享有的待遇，得宠者就会以得宠为殊荣，为了不失去它，就不得不在赐予者面前诚惶诚恐、战战兢兢，甚至曲意逢迎、阿谀谄媚。这既伤害了身体，又摧残着人们的人格尊严。同样，受辱也是如此，受辱者心中愤懑，人格样受到损害。所以宠与辱是同样的，都会损害人的本性。一个人只有看破荣辱，不愉不惧才不会患得患失，才能保持自己人格的完整，精神的独立。否则，自身且不能保全，如何谈得上治天下。王弼在注《道德经》时就解释此处说:“得宠辱荣患若惊，则不足以乱天下也。”(乱，为治理之意)

但做到宠辱不惊，并非一件容易的事，也许只有老子言到过的“为腹不为目”的圣人才能够“不以宠辱荣患损益其身”，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托之以天下。王夫之在其《老子衍》中曾说过:“众人纳天下于身，至人外其身于天下。夫不见纳天下者，有必至之忧患乎?宠至若惊，辱来若惊，则是纳天下者，纳惊以自滑也。大患在天下，纳而贵之与身等。夫身且为惠，而贵惠以为重累之身，是纳患以自梏也。惟无身者，以耳任耳，不为天下听:以目任目，不为天下视:吾之耳目静，而天下之视听不荧，惊患去已，而消于天下，是以百姓履籍而不匹倾。”即庄子所说:“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举世非之而不加沮，举世誉之而不加劝。”

再者，有人说老子讲圣人“后其身”、“外其身”与这里所说的“贵身”、“爱身”岂不冲突?其实老子所言的“贵身”、“爱身”并非是现代人印象中的注重身体享受、美化，不是经常做美容，去医院做个全身检查。当然，老子的那个时代没有这些东西。老子所说的“爱身”、“贵身”是承接上章，即反对“五色”、“五音”、“五味”、“驰骋田猎”等。在老子的观点中爱身，即顺应自然之养生之道，不以甘被肥腻蚀其肠胃，不以奔走驰骋劳其筋骨，不为声色犬马累其耳目，于身则安闲舒畅，于意则清净宁和。所以说，这种爱身之道，应之于治国，依然就是无为而治。

老子所说的“无身”，就是回归自然，与世同尘，抛弃一切，功名、荣辱、欲望对人类本性的牵萦，正如庄子所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庄子，逍遥游》中讲了许由辞避帝位的故事。尧帝想把天下让给许由，对他说:“太阳和月亮已经升起，可是篝火还在燃烧，它想和日月争明，不是很难吗?季雨已经降落了，可还在引水浇灌田地，这岂不是白费气力?您如此贤能，请允许我将天下交给你。”许由说:“天下已经大治，我接替你难道是为了名吗?名只不过是派生、次要的。鹪鹩筑巢林中，只不过占据一条树枝:最鼠到河边饮水，填饱肚子就可以了，天下对我又有什么用处呢?”许由将功名利禄都看为身外之物，他知道物是用来养身的，而不是用来役身的。所以，他能摆脱荣辱的束缚，得不知喜，失不知悲，逍遥自在，无忧无虑。

历史上，像许由一样的隐士有很多，他们荣华富贵唾手可得而不取，皇帝权贵对其尊宠无比而不甘荣幸，得位则泰然处之，失位亦无所忧惧，随时都能够保持独立而完整的人格。两汉之交的严光就是这样的一位高士。

严光，字子陵，本姓庄，后人为了避汉明帝刘庄之讳而改其姓为严。他少年时候即享有高名，曾和光武帝刘秀一起游学，他们之间交情很好。长大以后，在郡县之内人人都称其为饱学道德之士。当时王莽篡位，招致天下各地名士，王莽昔时享有盛名，很多宿儒学士都愿意依附于他，但严光却屡次辞而不就。他认为王莽改制导致天下大乱，前去为政不仅不能一展才华，反而会使自己身处险境，甚至招来祸患。后来，王莽果然失败，很多当时应招的名士，和他一起蒙难。

光武帝刘秀击败了各路竞争对手，建立了东汉政权。因为，年轻时的交情，他也十分了解严光的才能，准备招严光出来做官。但严光此时已经看穿了功名利禄，他为了躲避前来招抚他的人，就改名换姓，隐居起来不再出现。光武帝想到他的贤能，就下令按照严光的形貌，在全国查访他。后来齐国地方上报说:“有一个男子，经常披着羊皮在水边钓鱼。”光武帝怀疑这个人就是严光，便准备了车子和礼物，派人专程去请他。此人果然是严光，但他依然不愿出来做官，使者一直请了三次才将其请到。他被安排在京师护卫军营住下，官中供给他床褥用具，每天派人将酒食送去。

光武帝亲自来到严光居住的馆舍，严光睡着不起来，光武帝就进了他的卧室，摸着严光的腹部说:“唉呀，子陵，就不能出来帮着我治理天下吗?”严光又假装睡着不讲话了，过了好一会儿，才睁开眼睛，看了好一会儿，说:“过去唐尧那样显著的品德，巢父、许由那样的人听说要授给官职，尚且跑到溪边去洗耳朵。读书人本各有志，何以要到强迫人家做官的地步?”光武帝说:“子陵，我贵为天子，难道还不能让你做出让步?”于是便上车，叹息着离开了。

后来，光武帝又请严光到宫里去，谈说过去的交往1旧事，两人在一起相处好多天。他们同吃同住，很多大臣内侍都进谏光武帝，说严光过于嚣张，不知礼节。但严光自己却毫不在乎。有一次光武帝随意地问严光:“我比过去怎么样?”严光回答说:“陛下和过去比仅仅有那么一点点进步而已。”说完话便睡倒了。严光和皇帝相处，还是像对待昔日的故人一样，丝毫没有看重他的赫赫地位，睡熟了便把脚压在光武帝的肚子上。第二天，太史奏告，有客星冲犯了帝座。光武帝笑着说:“我的老朋友严子陵与我睡在一起罢了。”光武帝想授予严光谏议大夫的职务，但他坚决不肯屈意接受，而后，又回到了隐居的地方，在富春山过着耕种生活，后人把他垂钓的地方命名为严陵濑。

很多人挤破脑袋想得一功名，就像《儒林外史》中的周进、范进一样，在功名面前悲伤得要死，高兴得发疯。其实这是不知名利为虚，而生命为本的道理，因为虚名而害身伤性，实乃本末倒置。淡泊名利，完全将荣辱权位视如无物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